前越共主席胡志明，在其革命生涯中多次到过中国，但他两次遇险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早在大革命时期，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局常委，就使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中国广州、香港等地进行发展革命组织的活动。他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译员身份为掩护，依托中共关系，串联在华越胞，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内地白色恐怖严重，他乃潜往香港另辟局面，被密探侦知，港英当局即以“苏俄间谍”罪名将其逮捕，关押一年多。
1933年初，在英国律师罗士比参与搭救下，胡志明获得保外就医机会，跨出牢门。当时他的确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港英当局准许他接受治疗后再继续服刑。哪知他当天刚进入医院，即在门诊部得到中国大夫的帮助，穿上长衫化装成普通病人，乘人不备脱身而去。
看管人员失职，担心上司追究责任，便根据胡志明的病历谎报，对外宣称“阮爱国”已病死。消息传出，香港报纸纷纷报道。由于胡志明留学时曾加入法国共产党，又是共产国际委员，因而法共《人道报》、英共《工人报》及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报刊亦相继加以报道。留苏越南学生举办追悼会，共产国际还派代表到会致哀。
就在这一片烟幕中，胡志明乘轮船经厦门到上海，通过宋庆龄协助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很快被送上一艘苏联货船，转道安抵莫斯科。
中国抗战爆发，胡志明于1938年到延安，住在枣园的边区社会部招待所，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朝夕相处，共商反法西斯大计。他在中国生活过多年，能讲带广东口音的华语，若不事先作声明，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外国人。他还参加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为的是积累组织及军事工作经验。
1939年、1940年胡志明两次到重庆，化名“胡光”，向中共南方局学习统战及白区地下工作经验。20年代初期，周恩来与胡志明同在法国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年代中期又在广州共过事，所以这次一见如故，十分亲热。胡志明虽然比周恩来年长8岁，却称周恩来为“恩哥”，以示尊敬。周恩来也多次抽时间与胡志明长谈，向他介绍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胡志明很感兴趣。
外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是不受欢迎的，胡志明没有合法证件，极易被捕。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周恩来亲自过问他的住宿情况，除了频敏给他换名字、报临时户口外，还让他不停变换住所，时而在红岩村，时而在周公馆，时而在江北民主人士周苍柏公馆，时而在城内地下党员家中。当然，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晓得有这么一个“广东老头”，随身带着一台外文打字机，不时打印些文章寄出去发表。他会见过宋庆龄和“保盟”成员。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有宪兵，有警察，还有阴险狡猾的军统特务，到处伸出黑色的触角。然而在中共南方局和进步群众的掩护下，越共头号人物胡志明安然无恙，在山城隐蔽了很长时间。
1941年胡志明回国，领导建立起越南独立同盟，并当选为主席。出于对中共的信任，他不断派遣干部来华，接受各种训练，积极抗击日军。
1942年8月，在越共干部黎广波陪同下，胡志明从高平省北坡根据地出发，越境进入中国广西，准备再次到重庆，会见周恩来、宋庆龄等人。到达靖西县后黎广波返回，改由中国农民杨涛带路，两人结伴而行。不料他们走到德保县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盘查，因无证件被拘押，下落不明。
越共中央十分焦急，数次向国民党政府发电报查询，后又通过路透杜、法新社、美联社发消息造舆论，千方百计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均置之不理。在此情况，越共只得求助于中共人。
延安立即电告周恩来，请他在重庆设法营救。此时周恩来大病初愈，父亲又不幸辞世，他却以两党情谊为重，亲到蒋介石官邸交涉。此后，他又委托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郭促广西方面查找胡志明。周恩来动情地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
当时通讯手段落后，地方监狱管理混乱，查找使用化名的胡志明颇费周折。在一年零八个月的监禁中，胡志明和杨涛先后在广西靖西、南宁、柳州、桂林等地18所监狱里关押过。越共中央曾派干部邓文恰深入靖西县城打听，恰巧杨涛已病死于柳州监狱，靖西县监狱看守误传死者是胡志明，令越共方面悲痛万分。
在中共及桂系的共同努力下，胡志明于1943年夏在柳州获得自由，他并未立刻回国，仍在两广地区疗养和考察。因他既无人陪同，也没有电台发报，所以越共中央仍不知他健在的消息。
直到1944年7月，与越共领导人黄文欢有私交的中越边境某指挥所主任陈宝仓，从广西为胡志明寄出一封亲笔信，越方才得知敬爱的胡伯伯在中国。那封信是用汉字写在一份《广西日报》边沿的空白处的，前面是一首七绝：“云拥重山山拥云，江心如镜净无尘，徘徊独步西峰岭，遥望南天忆故人。”后面是附言：“请同志们放心，我在这里很平安。胡志明，1944年5月。”
1944年9月，胡志明率领18名越共干部离开柳州，顺利回到北越根据地，越南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