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时我国的学术界热衷于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人怎样看世界，重印了好多有趣的旧著，也出版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新作。近几年来学术风气又变了，引领潮流的大家们转而探究起外边人是如何看中国的。这目光一去一来地转换，很能透出中国这些年来自我意识的变化。
但是至今有关外国人看中国的著述涉及的都是历史材料，显示的是我们的祖先眼里的蛮夷到底是怎样看待中华上邦的，这对矫正我们的历史观当然非常必要。然而，了解当代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对我们更有紧迫性。在这里，有位加拿大学者写的一部题为《中国的新儒家》的著作很有意思，他的不少经历和想法发人深思。
作者名叫贝淡宁，不是贝氏哲裔，却是地道的加拿大人士，和在中国谋生的许多白人（现在在西方已经不兴说白种人，应该说是高加索裔人）一样，娶了个中国妻子，起了个中国名字。说他在中国谋生有点会令人误解，仿佛他是在本国生计蹇薄，故而来我们这里淘金似的。国内报刊报道的先进事迹中惯常说什么什么人毅然放弃海外的高薪回归祖国报效人民，我们都听厌了这样的故事。但是贝淡宁倒真正是一个主动放弃在香港的高薪教职来到大陆服务的专业人士。他毕业于名校，专攻哲学，一九九一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后在国立新加坡大学任教。本来他可以在国外的大学里安安静静地过他钻研哲学问题的书斋生活，却在清华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动了凡心，先是到清华大学当了一轮特聘教授，二〇〇六年后索性加盟清华大学，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正式教员，是国内第一个人文学科领域里的外籍教授。
贝淡宁的决定是非常大胆的，因为他教授的不是古典哲学或语言哲学那样远离尘世的题目，他的专业是政治哲学，所思所论与当今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在中国最高学府里开讲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小心翼翼地开始他在清华大学的教书生涯，发现没人告诉他应该讲什么不海外书情能够讲什么，提交上去的教学计划也原封不动地被批准了。果然，他在教室里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和他的那一小批学生讨论几乎任何问题，比较起他在新加坡大学的经历，不禁使他喜出望外。但是，很快他就感到禁忌的存在，并且是相当奇怪的禁忌。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他在中国能够讨论和分析东西方任何政治哲学，却偏偏不能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他的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事们精通理论，但是从来不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当前和将来的运用。或许这是象牙塔里的学者的通病，所以他又去访问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那可是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重镇，在那里他想他应该能够了解到中共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情况的。中央编译局果然是个人才济济经费充裕的地方，好像学术空气也很自由，但是谈了半天，他唯一的收获是编译局送给他的一套精美的各种《共产党宣言》的译本，没人对他的马列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感兴趣。
他渐渐地也明白了，对谈论所谓敏感问题的容忍程度，在课堂上讲课是一回事，形成文字发表又是另一回事。有家刊物向他约稿，请他论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文章登出来后，他发现被删去了一节，这一节引用了孟子关于讨伐暴君的正义战争的观点。孟老夫子的话怎么也犯忌了呢？约稿的编辑事后来电话表示抱歉，希望他原谅。他隐隐地明白，因为孟子的说法有可能被理解为是支持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所以不能见报。
通过他的文章，贝淡宁渐渐地有了点小名气，和编辑们打交道多了，他也更清楚在中国的报刊上什么能印出来什么不能印出来。他学了不少儒家思想，于是在一篇文章中建议中国恢复像科举这样的考试选拔制度来选举政协委员。这样具体的政治制度建议就无法见报，立刻给编辑删去了。更熟悉中国的出版潜规则后，他惊讶地发现出版的时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之前所有的出版社的所有编辑都格外地小心，他们会把有敏感内容或大胆思想的文章或书籍压一压，等大会以后再发表或出版。
这位老外教授和中央党校的交往最有趣。他的课堂里来了个旁听生，自我介绍是中央党校的一名研究生，后来知道大概是某地一个经济部门的官员。他对贝淡宁的政治哲学课程非常感兴趣，常常在课后留下来和贝老师继续讨论。显然他觉得应该把这样精彩的哲学课程介绍到党校去。也不知他进行了怎样的努力，终于有一天他打电话邀请贝淡宁去中央党校演讲。讲什么题目呢？贝淡宁猜想总是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某个论题吧。但是那位热心的学员笑着说，请他去谈谈怎样学好英语的方法。贝淡宁为难了，他是孩提时跟妈妈学会的英语母语，实在回想不出当时采用过什么方法。但是，这毕竟是中央党校第一次同意让外国人去做演讲，贝淡宁还是接受了邀请，尽管他明白他说不出什么真能帮助中国学生学好英语的建议来。
能踏进党校的大门，这使贝淡宁很有点兴奋。他发现党校有着北京最漂亮的校园，那里的学生好奇地盯着他看，好像还是在多年前的中国或在偏僻的乡下那样。那天晚上来了不少学生，他好歹说了些关于学习英语的话，但是实际上的思想交流开始于演讲结束时，他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一些关于政治哲学的问题。
过了三年，贝淡宁的党校学生又打算请他去演讲，题目呢？仍然是“如何学好英语”。贝淡宁疑惑了，他已经把他第一次演讲的经历写进了他的文章，大家都知道他谈学习英语只是个借口，他和学生真正讨论的是政治问题。如果党校领导已经明白他会去讲他想讲的内容，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让他自己选一个题目呢？可是不，题目必须是“如何学好英语”。三年了，党校有了些变化，中央党校的大门不再那么戒备森严，来客也不需要登记了。但是演讲还是得从学习英语开始，只有到了学生提问的时刻，真正的题目才出现了。接着“看原版电影对学英语有没有帮助？”这个问题，来了下一个问题：“在一个没有自由传统的国家里怎么才能实现民主？”紧接着的问题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当贝淡宁回答了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问题后，时间已经到了，于是很自然地转到最后一个问题：“在西方英语考试都是选择题吗？”这个问题最终表明，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关于英语学习的演讲。
这样，贝淡宁教授在教中国学生的同时也在学习中国的表达方式。同时他更在努力理解中国当代的思想，生活在清华大学的他能够就近观察和分析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各种思潮，特别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思潮。清华大学有着新左派的标杆性人物，但是他对新左派并不感兴趣，觉得他们空喊社会平等，既没有针对实际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理论上也空空洞洞没什么有价值的建树。
新儒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有次参加了一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会，论文是关于一位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可以看出论文的作者对理解他的研究对象下了大工夫，但是，贝淡宁评论说，整部论文只是对那位哲学家思想的介绍，却没有任何批判性的分析。在他这个西方学术传统里培养出来的学者看来，批判性思维是学术的根本。作为学者，我们对讲到的每个论点都必须从根本上质疑一下，这篇论文显然缺乏这种批评精神，因此难以被称为是合格的学术工作。使他吃惊的是，同是答辩委员的一位中国教授起来为那个博士生辩解。这位教授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学生的责任是学习，是尽可能好地理解前人的学说，批判不是轻易可以做的，能够好好地懂得和掌握前人的学术思想就可以了。一开始，贝淡宁几乎难以置信这样一个辩解是出自一位大学教授之口，大学教授的根本职责不就是让学生学会批评性思维吗？为什么这位教授居然会认为批评性思维不重要甚至不必要？
好学深思的贝淡宁觉得这不会只是那位教授个人的特殊看法，应该是有一个文化传统因素在里面，这个因素就是儒家的文化传统。为了说明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他想象了一场思想辩论。这是那种现在很流行的电视辩论论坛，题目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邀请了两位名教授担任辩论嘉宾，正方的辩论嘉宾是孔教授，孔教授者，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因为如果他生活在今天，那么他最可能从事的职业应该是大学教授了，他能得到最多听众的地方应该是电视论坛了；反方的辩论嘉宾是胡教授，胡教授者，胡适也。让这样两位人物来辩论，显然是因为政治哲学专家贝淡宁先生认为当前中国思想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和对中国未来会最有影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胡教授对大学的期待很明确，那就是教育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分析和批评，这样学生就会成为负责任的和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公民，因为教育的使命是培养能行使民主权力能开展民主政治的公民。但是孔教授对这个观点大不以为然，孔教授相信精英教育，大学应该培养社会未来的领袖人物，为此，学生应该努力学习以往圣人的经典，学习经典的最好方法是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诵读熟记方法，而决不是妄自批评。批评很危险，因为批评性思维常常会导致对立和冲突，有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啊！‘和谐社会’，你怎么像是在替政府说话！”胡教授听到这里叫了起来。
孔教授和胡教授没能辩出个共识来，胡教授说倦了，巴不得辩论时间快完，而孔教授谈兴不减，拉着胡教授在录制时间结束后继续讨论。贝淡宁的这个描写暗示着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趋向，在他的这部描述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状况的著作中着重介绍的当代人物只有两位，一位是于丹，一位是蒋庆。这样的选择很会让我们这里许多自封的或他封的思想大师感到失望。但是西方人看我们自有他们的道理。看重于丹，是在于她的影响力。包括盗版在内，她的《论语新得》印行了一千多万册，不能不使人把她列为中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贝淡宁发现，从内容上看，如此成功的这部于丹的书实际上既不深刻也无甚新意。但是，她的道德说教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回应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值得注意。贝淡宁把于丹的讲座及其书比作美国的那些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布道，尽管在内容上非常不同，两者都满足了社会大众在经济发展后产生的心理和精神需求。
于丹不谈政治，但是正像美国的电视布道者的说教常常会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向一样，新儒家也一定会有它的政治意向，也一定会对中国将来的政治改革提出他们的建言。这就是为什么贝淡宁花很大篇幅谈论蒋庆的缘故。蒋庆退居贵州一隅办书院，国内一流的学者要么无视他的存在，要么把他作为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负面例子来提。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其他的新儒家学者不同，他以政治儒家为标榜，是新儒家中唯一有政治设计的人。蒋庆想象了一个三院制的政治体制，由所谓的“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组成。其中只有“庶民院”是按民主原则由老百姓选出的议员组成，其他两个院完全是按精英政治原则建立。所谓的“通儒院”由指定的儒家君子们组成，所谓的“国体院”由历代圣人的后裔组成。这个政治制度很奇怪，但确实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它和中国其他一切标示着“中国特色”的事情一样，承认西方的民主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只能给民主一点有限的位置。
贝淡宁把他的书的第一章题为“从共产主义到儒家”，这是他在这几年就近观察中国后的一个感想。这个感想不仅来自于他和他的同事学生讨论政治哲学的课堂，也来自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各式现象的观察：中国体育迷对比赛的反应，中国家庭怎样对待他们的保姆，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唱卡拉OK？他们想要获得的软实力是什么？等等。他的观察和分析或许不全面，他对中国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评判或许有偏颇，但是从他的书里我们常常能发现我们中国人自己看不到或没重视的东西。
为何要否认莎士比亚？
在西方，有一大批人孜孜于寻找莎士比亚剧作的真正作者，他们不相信那个退休在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上的乡绅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戏剧杰作的作者，他们坚持认为必定有别的什么人借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字来发表《哈姆雷特》、《李尔王》等了不起的剧作和诗行。
这些人为什么要否定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呢？或许我们所知的莎士比亚生平中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实际上那些否认莎士比亚的著作权的人的说法和证据更加可疑。这场扰动了西方学术界一个多世纪的争论据说是由十八世纪的一个名叫威尔莫特的教士的发现所引起的。一九三二年有人在权威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文章，说有个叫考威尔的人在一八〇三年时曾在伊普斯威奇哲学学会做报告，透露了十八世纪的威尔莫特教士的发现，即莎士比亚不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文章说，威尔莫特准备为莎士比亚写部传记，在收集了有关莎士比亚的生平材料后发现这个人不可能是莎士比亚剧作的作者。但是，文章说威尔莫特后来把他所有的研究材料都销毁了，只是在他死前才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考威尔，于是才有考威尔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写出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文章大大推动了证伪莎士比亚并挖掘真正的莎剧作者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有意思的是，这个揭伪故事本身却也是伪造的。本书的作者提出确实的证据，证明所谓的考威尔报告不可能是十九世纪初的作品，因为里面使用的词汇和一些信息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在英语中出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根本就没有考威尔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伊普斯威奇哲学学会。这耸人听闻的一切都是伪造的。
这样的揭发并不能打消非莎派的信仰。不相信莎士比亚写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人还分成好几个阵营，一大阵营坚信名作家培根是真正的莎剧作者。一个也姓培根的美国女人在十九世纪中期首先提出这个主张，她曾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打算发掘莎士比亚的坟墓来找证据，后来她被她的侄女接回国，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了余生。她的后继者热情更高，在培根的文章里细细索隐，找出了大量的线索，说明培根不仅写了全部的莎士比亚戏剧，同时代所有题名为马洛，格林，斯宾塞，伯顿和皮尔的作品全都是培根写的，培根还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私生子，因而应该是英国王位的继承者。另外一个阵营主张牛津伯爵是真正的作者，但是他们的论点也有自己的严重问题，莎士比亚有一些作品在时间上是牛津伯爵死后才写成的。
其实，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也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戏剧家和作家。而所有质疑莎士比亚的著作权的怀疑人士并没有任何史实材料来否定莎士比亚的存在和他的写作。所有的疑问和猜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上，即具有莎士比亚这样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不可能写出内容如此丰富的作品来。这个观点是不是太势利了一点？本书作者认为，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那么多人会至今还坚持否定莎士比亚的著作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