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以为可以结束挨打的日子了。然而，告别了爱打人的父亲，又遇上了一个爱打人的先生。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
·病重时，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了，为什么还要花费钱财治病呢？这是浪费呀。”
在中国革命史上，“黄克诚”三个字，像金子一样闪光，而且是刻在高高的大山之上的。他的光辉，不仅仅是因为与敌人作战时的智勇，而且还表现在与犯了错的上级的“作战”之中。在那一场场“内战”中，他打得那样的艰苦，那样的大无畏。
一个小小的山村，走出了这样一位震撼华夏的大将军，他不仅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在和平处代，他仍以大将军的威严直面天下，成为与彭德怀元帅齐名的共国的“干臣”。那么，他钢铁般的意志是如何炼成的？这和他的故乡、那个小小的山村有着怎样的联系？
战争年代立奇功
和平年代刚正不阿
黄克诚（1902年-1986年），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下青村。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率部随朱德上井冈山。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第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先后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时期，曾因反对进攻中心城市和抵制“肃反”扩大化，受到撤职处分，但他仍坚持原则，刚直敢言。长征中，他参加了3军团进行的主要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边地区。1940年，率部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41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发展壮大部队，解放了苏北大片地区。
1945年9月底，率3师主力进军东北。1947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为辽沈战役立下奇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和各项规章制度。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职务，长时期受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打击迫害。1978年，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
10次冒死“直谏”
革命生涯一路坎坷
从三塘乡车站下车，一块巨大的牌子上，有七个大字赫然入目——黄克诚大将故里。
一踏上这块红土地，一股豪情就扑面而来。我最先想到的，还真不是大将军那些传奇的战功，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个人称“钢铁将军”的那些咬钢嚼铁的故事。
和乡亲们一说，永兴人的激情一点就着，像火。一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是的呀，十次，整整十次，十次直谏，他就是魏征、刘墉，是敢说真话的大臣……”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在历史的拐角处，黄大将军以敢讲真话出名，避免或降低了党和国家、军队的损失。其中冒死开口的有十次。
第一次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
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也纷纷加入攻击他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第二次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他说：“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结果，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第三次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7月中旬，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他针锋相对地大喊：“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们争论20年。”结果，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
第四次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要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黄克诚才幸免一死；
第五次是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黄克诚反对，没有听他的。结果打赣州失利。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斥责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第六次，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有人主张硬拚复仇。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第七次，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面对他的愤怒的目光，饶漱石张口结舌。
第八次，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有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第九次，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
这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第十次，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在大会上受到批判。在会议中间，黄克诚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在会上，黄克诚公开表示他完全同意彭德怀的看法。有人受命找他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反问：“为什么要与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呢？”。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黄克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多次因为讲真话而受到批判、罢官，但他一直视真理为生命，从未停止过滔滔不绝的真话。
我拿出在永兴县买的一本黄克诚的传记，走进村口的乡亲们中间，随意翻到这一页，请大家看。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这十个故事竟如数家珍。
“是的呀，是真的呀。”
“我们的大将军就是这么说的，他从来不讲假话的，哪怕是有杀头的危险。”
“我们永兴的山里人，从古到今都是讲真话的，他不愧为我们永兴人。”而且，他们讲出了更多的细节。
看一眼村前闻名全国的象山，果然气象不凡。这里曾经来过神农氏，诸葛亮、韩愈、王阳明，都是为国为民捧出一颗丹心的人。
黄克诚的丹心更是照彻千古。
少年时期的苦难
锤打出钢铁般的意志
我刚走进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的村口，一个中年妇女就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她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地人，我也看出来，你是来参观我伯父家乡的。”
这位妇女名叫黄秀琴，是黄克诚大将的堂侄女。
我们一边聊着，一边走进黄克诚的故居。这个砖木结构的六间房，背靠高山，前而是一条小溪。是普通的湘西农家民居。这个小城堡似的房子，始建于1886年。它建成16年后，即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在这里诞生。
“作为黄克诚的亲人，你认为他钢铁般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听了我的问话，黄秀琴想了想，说：“家庭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的后代，硬是给打成了一条硬汉，我伯父一生遭遇太多的磨难，可他从不屈服。”说到这里，这位青年妇女，表情忽然沉郁了下来。
黄克诚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5岁的时候，他已经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下田了。全家耕种三亩水田。如果没有自然灾害和兵匪，生活还可以勉强维持，但却永远没有希望。
父亲名叫黄清主，本是特别老实的农民，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族内部，他受了欺负，都会忍气吞声。
可是，回到家里，他那倍受压抑的精神就要就释放出来，家里人，特别是黄克诚就成了他的出气筒。父亲打他，并不因为他有什么过错，只是因为要打。父亲相信“棍棒出孝子”的荒唐理论。黄克诚早晨起来拾粪去，晚了要打，拾的数量不够也要打。放牛时，和小朋友玩儿，被父亲发现要打，割草割得少也要打。
黄克诚有个大他10岁的姐姐，她一向护着弟弟，每当她发现父亲打黄克诚，就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救弟弟。可是，姐姐后来因为忍受不了“羊角风”的折磨，自杀了。黄克诚不但失去了保护神，而且，父亲因这一事件的刺激，脾气更暴躁了，他对黄克诚的打骂，变本加厉了。
黄克诚一声不吭地忍着，巴掌、木棍、藤条，他都要忍着。黄克诚晚年写回忆录时说，“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干各种各样的活，又几乎天天挨打……”
黄克诚盼着不挨打的日子。
黄清主这一支人因为没有文化，经常受族人欺负。他和弟弟商量，要在本支中选个孩子去读书。父亲虽然经常打黄克诚，但他承认这个儿子的聪明。于是，9岁的黄克诚被父亲“保送”去私塾馆了。
天真的黄克诚以为，从此可以结束挨打的日子了。然而，他命苦，告别了爱打人的父亲，又遇上了一个爱打人的先生。
懵头懵脑地走进教室，面对先生丢给他的《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他一时不知所措。
“背！”先生厉声说。
他哪里背得出来？于是，先生生气了。花样翻新地打他，背不出书，打头；写错字，他手心；读错了字，打屁股。一条戒尺上下翻飞。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挨三次打。
黄克诚的少年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坚强，成了他惟一的选择。
先生似乎比父亲讲点道理，成绩好了，殴打会自然停止。聪明的黄克诚背好了先生规定的书，他最喜欢的并不是什么“四书”“五经”，他的目光开始选择。当他读到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一句时，热血像被点燃了一样，小小的下青村被他的声音震荡，先生惊得目瞪口呆。私下对别人说：“这个黄克诚有气象，他与忠臣的心相合……”
今天，我们琢磨先生的话，似乎有点前瞻性。黄克诚选择文天祥，何偿不是文天祥选择了黄克诚？
痛苦和屈辱的生活，锤打成了他的钢铁般的性格。同时，也让他万分憎恶这个黑暗透顶的世道。
所以，1922年夏，当革命到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召唤他时，他义无反顾地举手报名。
病重时拒绝治疗
“这是浪费人民的钱财！”
1985年底，黄克诚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在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地为他进行救治时，他居然说出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我已经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了，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呢？这是浪费呀。”
在以往的日子里，黄克诚一向是配合医生的护士的，现在他不再配合了。他开始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医生劝无效，护士劝没用。于是，医生和护士就请来他的亲属和秘书、警卫人员，还有老下级纷纷上门来，轮番劝说。
“你对党和人民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人民希望你能多活几年；对你进行治疗不是浪费，这是人民的心意啊！”大家这样说。
他听了，还是摇头。
他说：“我没有什么抢救价值，这么大年纪了，救活过来，也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法拉格晚年，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他自己结束了生命，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我和他是一样的思想，如果我病重了，真的不要再抢救我。不要浪费人民的钱，留着改善大家的生活，留着搞经济建设。我真的没有用了……”
劝说无效，医生和护士只好含着眼泪请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强行按住他的手脚，为他注射、输氧。
大将军苦笑着摇摇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没有用的，我真的不需要了……”待战士们离开了，他就偷偷地将输液针头拔掉。
治疗就在这反复的争夺中艰难地进行。
直到1986年12月28日11时，他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人民和大地。
这个故事传到三塘乡下青村，人们想起了在最困难的1952年。那年，将军回乡，看到大家吃得那么差，人人脸上有菜色，心情很难过。他从个人的腰包里拿出钱来，每人分一元，还每人送了一包糖。那时，全村1200多人，他一一地握大家的手，连声说：“对不起，是我黄克诚没做好工作……”
黄家祠堂二楼有一间小房，就是黄克诚1952年回家住过的房间。屋子里只有一张木桌，一张床。而所谓床，就是用两张长凳架着的几块木板，上面铺着草垫和一张草席，草席上是一床乌黑的棉被了。两根竹杆支着一顶破旧的蚊帐，床边的小木窗，透进微弱的阳光……
在这个简陋的大将军行辕里，人们听说他晚年拒绝治疗的故事，好多人忍不住痛哭失声，黄秀琴说：“我们再穷，大家凑钱，也能治得起他的病呀……”
我走进村，与村民们闲聊。人们给我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黄克诚晚年拒绝治疗的故事。人人眼含泪花，一个老人家说：“我就是拥护这样的干部，他和我们老百姓是一条心的。他是真共产党。”
我回到沈阳，和黄克诚1940年的警卫员卓祥池见了面。把在将军故乡听到的故事讲给他，这位九旬老人连连点点头，说：“是的，是的。一点不错，黄克诚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党和国家的好干部，中国人民最忠诚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