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的提法来源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子的一篇文章，指当时社会上的5种人：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5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也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得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笔者认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又让投机变得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投机炒作是造成我国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投机者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转移的巨大财富，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用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这些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的。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讲，“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民主与法制》2004年第4期）。就是说，每年达10000多亿元人民币，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元左右。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人民币，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显示，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得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
4.黑社会及色情业
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人数很多，其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转型时期，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女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假设这个数据真实的话，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5.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唯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做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治理“新五蠹”办法探求
1.社会治理，堵比疏成本更低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情况下，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2.法治没有免费的公平
中国提出以法治国好多年，也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是“法治”与“人治”比起来存在着“效率低”和“成本高”的特点。在人治时代，公平是一种“免费资源”，而法治时代公平成为了“有价资源”，民众获取公平从“免费”到“付费”，无疑提高了获取公平的门槛及难度，因此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原因就在这里。法治和人治都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3.行业组织应该负起行业管理职能法律是有钱人的游戏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多年的实践证明，法治不是万能的，法治迷信应该有所清醒了，在某些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加强
行政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没有任何“公权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会员之间制定一些自律性公约，这些公约对自己的会员企业基本上也没有约束力，对非会员企业更是没有任何约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中国的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失利就与其缺乏权威性有关，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管理不能面面俱到，中国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适度加强行政性管理和赋予一些行业协会部分公权力，以协助政府进行经济管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