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则主要从工业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问题。工业经济大家听起来肯定非常陌生，因为现在研究工业经济的越来越少了。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工业经济的概念，工业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化理论、工业发展与增长、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国际比较、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史。
当今世界，各种经济学派、经济学说纷繁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当然那些官员们就更是如此了，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就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经济学说，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因为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而青史留名。
失败者如丘吉尔，人们认识他是从“二战”开始的，此人与罗斯福、斯大林合称为“二战”“三巨头”，但人们不熟悉的是，此人还曾经担任过英国的财政大臣。丘吉尔之所以能担任这一重要的经济职位，并非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而纯粹是政治分赃的结果。他从政前仅仅是个骑兵军官，他的从政更多的靠其父亲的荫庇及其母亲的多方奔走，但英雄不问出处，外行领导内行也并非意味着就必须以失败告终。丘吉尔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现在，当经济不景气时，贬值货币扩大出口，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无不遵循此道，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争议的。当时作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不顾凯恩斯等大经济学家的反对，依然实行了让英镑升值的经济政策，结果让本来不景气的英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衰落非要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那绝对非丘吉尔莫属。当然在国家危难关头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其他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作赘述。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大幅涨价，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处于停滞，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全社会都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这种局面下，一个二流演员出身的总统开始登上前台，他就是后来创造“美国清晨”的里根，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什么经济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采用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让美国经济重新实现繁荣，因此里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人们常常将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再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热钱疯狂进入了楼市和股市，但在泡沫形成期，政府一直没有进行有效控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而泡沫破裂后，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又长期摇摆不定，断断续续，结果是日本经济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怪不得很多人提出广场协议虽说是美国的阴谋，但导致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中，日本的经济措施不当也是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都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的伤害就更大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现实中，政府总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战略，但战略多了也就乱了，如果战略制定不准更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曾经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这样。而当政府向学者、专家们进行政策咨询时，学者、专家们往往会分裂为至少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势均力敌，各有道理，让政府难以定夺。
既然经济如此的复杂和捉摸不定，那我们的政治家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有存在这样一个指标，只要抓住它，就永远错不了，只要对这个指标进行持续的改善，经济就一定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存在的，它就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持续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当做一个战略性原则进行把握。在各种指标中，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像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一样能够直达经济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进步，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就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核心指标。列宁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那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更大地提升劳动生产率”。
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很多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样：机械化和自动化，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威力人们早已经有了切身的感受，但自动化生产在中国应用还不是很广泛。
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中国非常流行，那就是“国际产业链剥削论”，比如我们中国的玩具、纺织、消费电子等行业饱受国际产业链的剥削，中国不掌握采购、销售、物流、设计等环节，而中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大部分关键零部件都需要从日本、美国等地区进口。
国际产业链的剥削是容易察觉的，因为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国家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另一类的企业他们已经攻进了我们的国家的内部，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外，别人对他们几乎是毫无了解，基本是“闷声发大财”。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国字号大工程，比如三峡水电站、青藏铁路、西电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场馆、世博场馆等，而这里面的大订单基本都被国外企业所垄断，这类企业就是自动化企业。现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自动化，而我国的自动化企业还非常落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就犹如进入无人之境，比如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竟然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提供的。
现在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西方的媒体和普通民众也开始对我们刮目相看。西方的普通民众是很容易征服的，因为他们只看中国的数字漂不漂亮，但现在西方的精英并不重视中国，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日本的工程师等，这些人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精英，我们要征服的也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只关心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
近期，一股新供给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兴起，2012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
此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人也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地从供给面管理中国经济。如今，直接把自己划归为新供给主义的知名人士已达近50人。
2013年1月6日，70后经济改革论坛在一家名为“等身堂”的私人会所召开，据滕泰表述，选择这家会所与其秉持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新供给主义希望营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氛围。会议邀请了贾康及国开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等“新供给研究小组”成员，并由“双轨制”改革提出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主持。随后，2013年3月2日，“新供给研究小组”在长安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邀请了滕泰等人，会上提议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至此，价值观相似的两股供给学派开始汇入一流。
由此，新供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
其实最早研究供给的并非以上这些人，而是笔者，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供给）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70年代后半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1977年肯普与参议员W.V.罗斯联名提出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的“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归结为刺激需求，这是根本错误的。相反，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应是刺激国民收入核算方程式中的生产（供给）方面，强调“供给第一”，因而他们提出要回到“萨伊定律”那里去。在他们看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是真理。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为了使美国经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供给学派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机制作出正确的分析。当前美国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储蓄不足引起投资不足，储蓄与投资不足又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只有大幅度减税以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储蓄和投资，刺激工作与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商品量。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信美国税制已进入禁区，并且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
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特点是首先减少所得税，而且是边际税率。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的储蓄能力比穷人大得多，多减富人纳税就多增加储蓄。其次着重减免资本收益税来鼓励资本、房地产投资。拉弗甚至提出废止课征公司利润税。此外，要大幅度降低税率，至少要像《肯普一罗斯减税法案》那样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说率30％。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即使存在着“货币充斥而商品匮乏”的通货膨胀也会自然消失。这是因为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总产量。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因为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扩大就业，
供给学派虽然承认减税刺激经济活动存在“时差”，但是坚信“时差”不会很长。一旦经济活动扩大后，政府增加的税收将超过减税开始时缩减的税收。而且认为减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总之，供给学派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就是长期地经济稳定政策。
1987年，美国开始实施号称“第二次美国革命”的《一九八六年税制改革法案》，就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主张的最大实践。其特点是大幅度降低税率，个人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减低到28％，档次由14级（从11％到50％不等）简化为2级，即28％和15％。公司和企业最高税率从过去的46%降低到31％。同时，为了避免所谓合法的“偷税漏税”，减少或取消了许多减税优惠。这次税制改革，也把里根保守主义经济信条的实践推向一个高潮，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
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一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巳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供给学派对于每个经济滞涨的诊断分析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其药房并不好，这主要表现为：
首先，减税并不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说法不靠谱，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减税都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又导致了财政赤字，最终形成了高额的债务，这也是这些国家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原因所在。虽然供给学派强调平衡预算，但是政府支出是刚性的，而一旦收入减少，平衡预算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供给学提出减税是为了刺激储蓄，但这在现实中也不成立，国人是否储蓄是与多种因素有关系的，而不仅仅是税收一种原因，因为供给学派用减税才刺激储蓄并没有效果，金融危机之前是美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时期，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储蓄率最低的时期。
第三，就美国的问题来说，当时美国当时实行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这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停止军事凯恩斯主义。
就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的企业税收并不重，中国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就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需要，甚至中国经济也不需要刺激，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停滞，而只有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的通胀和当时美国的通胀在原因上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供给不足，不过中国只要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增加供给，从而消灭通货膨胀。笔者指出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就是不希望大家错套供给学派的药方。笔者虽然推崇供给学派的分析范式，但绝不主张对供给学派不加分析的生搬硬套。
凯恩斯主义实行的是“需求管理”，可以称之为“需求学派”，它在立论基础上与供给学派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供给学派来根治凯恩斯学派的弊端是对症下药的。
目前危害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就是高利贷，高利贷已经演变成普遍的融资行为。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目前，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益基金都参与到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之中。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
当前蔓延全中国的高利贷大约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高利贷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高利贷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贷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当然这两种最终都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宽松，这些都将演变成恶性事件，温州、宁波等地最近就接连出现企业老板“跑路”现象，大家都在等待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如果中小企业难以归还本息，高利贷链条就要断裂，风险就要爆发。从目前来看，巨额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高利贷，最终不排除引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因此中国如果要采用供给主义的话，那主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减税，另外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中国以企业税为主，中国的企业税收几乎全部为比例税，具有“自减税机制”，也就是当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时，中国的税收就自动成比例减少，不需要人为的减税，因此中国新供给主义者提出的减税从理论上就不正确。
笔者认为中国的供给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发展自动化，另一个是发展高端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