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为标志的。这是一次以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的会议，而参加会议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很多人还是在校学生，比如华生、张维迎等，他们的思想与以前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被记载的很少，“莫干山会议”是其中之一。“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这次会议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上山”开过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很大。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从1300余篇应征论文作者中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当时上山的有总理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以上这些人的出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会议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当时还没人开过这样的会。会议的讨论范围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没有报告，只有中心发言，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就完成并上报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7份专题报告。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简称“计委”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作了汇报。198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莫干山会议”的影响
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论文一旦被选中，这个人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了，可以认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
“莫干山会议”之后，《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刊登《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的《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等文章。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会后不仅赵紫阳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也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新西山会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在政治上失势
“莫干山会议”20年后的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其极富煽动性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就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等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此文一经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之后中国涌起了“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沸沸扬扬了近两年，
此次大争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继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上两次大讨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这次争论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比较沉寂，直到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重点分析当前的改革形势，旨在深入研讨、交换意见，提出对策，会议没有记者参加，出席者几乎是来自研究机构、高等学府的精英。由于与会者的特殊身份及志同道合使会议的发言由放肆、露骨到肆无忌惮。
目标暴露
会上，改革派的学者们认为，“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中国经济私有化在国内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改革实际上己经结束了，下一步要为政治的宪政民主化”，他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顿时引来了另一片大争论，特别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大揭露、大批判，并与当年国民党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
当年国民党的“精英”们开了个“西山会议”，成立了个“西山会议派”。其骨干分子后来成立了个“孙文主义学会”，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屠杀共产党，此次会议后来在网上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会议内容泄露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互联网上以研究会名义发表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纪要删除了过激发言。
中国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006“新西山会议”暴露了中国的主流学者进行改革的终极目标，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对，这让他们既失去了改革以来所积累的群众基础，也失去了政府高层对他们的信任，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学者在政治上的失势。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表态，给本次大争论一锤定音。2009年，胡舒立从《财经》杂志离职则标志着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媒体领域的式微。随着新自由主义者的淡出，中国也就势诞生了一批“新势力”学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