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提出要做中国经济的“客观派”，笔者非常赞同，极左、极右都是主观派，都不是从客观出发，不符合中国需求，中国需要的客观分析中国国情的学者，提出是实在主张的学者。客观派分析中国从国情出发，从国家的发展阶段出发，从学术出发，而主观派分析中国则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从政治派系仇恨出发。
中国政治舆论的独特性与张维迎走红
中国和西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其政治生态除了具有与西方一些相同的地方之外，也有一些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更需要把握。
由于中国和西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其政治生态除了具有与西方一些相同的地方之外，也有一些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更需要把握。
首先，在资本与政治方面，相同的地方是资本都通过舆论来影响，这是相同的，但中国的资本不具体直接参与政治的能力，即使这些人成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无济于事，中国的资本于政治，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方面通过政治贿赂从政治权力中寻求好处，最常见的是获得更便宜的土地，更低的税收，更多的政策补贴等。另外一方面则是通过影响产业政策获利，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商，一般将自己的部分利益输送给一些自己领域的专家，然后通过这些专家来影响政策，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专家决策的国家，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一系列的专家论证会，而这些专家的偏见，很容易成为决策者的成见，最终导致政策的扭曲，这一点在中国的房地产领域非常明显。
其次，在政治派系方面，由于中国实行一党执政，但一党内部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派别，当然这些派别主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因为历史上党的领导人权力过大，容易导致整个党出现方向的偏转，这种偏转曾经出现过左，也出现过右，中国这种变动并不频繁，但一旦被定为左或是右的错误后，就意味着一部分人要出局，中国的“极左”和“极右”势力都是在这样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文革的结束导致民间出现了“极左”，而八十年代末资本阶级自由化定为错误倾后，从中分离出来的人又形成了中国的“极右”群体，这两个群体仍影响很大。
中国和西方相同的都是在野的群体都对当局进行不怀好意的诱错式批判，其目的就是让当局犯错误，或是当局正确的决策得以实行，从而让自己获得执政机会。西方是轮流执政，失去的权利很快会夺回来，因此不会产生太大的政治仇恨，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一个群体一旦被定为错误，也就永远失去了权力，因此从原有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的群体，对执政者都抱有仇恨，中国反对者对当局的仇恨比西方更深，这是他们进行反对的感情基础。
第三，在政治与知识界的互动方面，执政者容易受到知识舆论界的影响，是相同的，但中国与西方也很大不同，在西方学术权威往往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在中国则不同，中国则是与政治体系关系最紧密的人，也就是跟领导“做过参谋”的人，这些人可能在学术界被斥为九流学者，但因为其与政治关系紧密，而受媒体追捧，而那些与没有中南海工作经历的学者，纵使学问多高，也成不了学术领袖。中国的学术领袖是媒体给的，而非学术同行给的。
然而真正的参谋其实并不愿意与媒体打交道，他们也没时间与媒体打交道，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等是中国最高的经济参谋机构，比社科院、国研中心要重要的多，但大部分中国人都说不出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任的名字，这些人并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那些喜欢追逐媒体的往往是那些已经退出的，或是从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的人，这些人在野，但又具备在朝的经验，所有特别受媒体欢迎，因此这些人往往主导着中国的舆论。
中国现在必须顶得住极左和极右边的压力。当下的中国，左派已经民族主义化，右派已经民粹主义化，左派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危害不大，因为中国是弱国，弱国都需要一定的民族主义，而极右的民粹主义则不同，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宣扬的都是利近害远，利小害大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