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我又因气喘病发辍学，这时虽然抗战已达七年多，胜利曙光就在眼前，但孤岛的生活也愈加紧迫。这一年我已十六岁，马上要迈入成年的门槛了。母亲便和我商议：虽然我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但老是在家里闲着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不如趁机去学习些什么为好。上海的短期学校有好几类，还是寻个夜校去读，比如簿记、会计之类，这样好歹也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找个吃饭的去处。但我去试听后觉得于我的兴趣大不相合。还有一种是无线电技校，分电讯班和工程班，有三极无线电学校、中华无线电工专、南洋无线电工专等等，晚上也可上课，并不影响我白天复习中学的课程。这倒是我的爱好所在。至于学费的筹措，我曾在两年前利用压岁钱等私蓄买了架照相机，可以把它卖掉。母亲想想也同意了。
这夜校晚间七点上课，授课老师有潘人庸、姚肇亭等，都是当时的专家。他们利用职业外的时间兼课，师资水平很高。我读的这个工程班有实验课，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上课时，每人发一堆零散的无线电零件，一块焊接用的底座，根据教学进度，由浅入深装配成收音机、发讯机。从电路板上听到自己装配的一串零件竟然放出了声音，那份高兴真是无可名状。要知道这是四十年代，无线电还是相当神秘的特殊机器呢，所以这个短训班我一直坚持到结业。
除了无线电，我还曾热衷于做化学实验。在我的整个初中时期，我家三楼扶梯的转角，靠近露天的晒台，有个小柜和一只横面敞开的木箱，中央做一隔板，算是器皿柜，那就是我的小小化学试验角。我依照隔壁六十三号顾均正先生的《少年化学实验手册》、配套的《少年化学实验库》的药品和简单的化学器皿，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实验。实验离不开水，而三楼晒台正有一只自来水龙头，用起来甚为方便。但我这化学实验仅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多，因为我的兴趣主要仍在无线电方面。
上海沦陷前，因经济虚假繁荣，私营电台大量增加，度盘上密集排满了电台。所播节目如评弹、京剧、地方戏曲、滑稽、歌曲等，听众很多。到日寇进入租界，这些私营电台立即遭封，整个上海只剩几家敌伪电台和法国、苏联两家电台还在播出。居民家中凡有收音机的，都需去登记备案。登记的范围后来甚至包括仅能收听到几公里电波的简易式矿石机，可见其监控之严厉。
抗战胜利了，电讯方面开禁，市民端出藏在角落里的收音机，光明正大地收听新恢复的当地的广播电台，连短波也可以自由收听了。
这时，无线电爱好者们也仿佛突然苏醒了似的，个人业余无线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设。我这个无线电爱好者自然也蠢蠢欲动起来，要自己搞个电台，又一时不知道该向谁申报设台的手续。后经许毓嘉先生的指点，向上海的业余无线电协会提了申请。之后，经考试合格取得了C1CYC电台呼号的执照。这样，我便进而开始了业余无线电台的活动。为了提高发射效果，我买了两支长毛竹，从自己的屋顶向北边邻居的屋顶架起一根天线，它横跨东西向弄堂，支在二十八号朋友的房顶上。这支天线称为“齐伯林”式，中心下降两条并行的馈线，每隔一段有小竹棍支着，远看像杂技高空飞人的梯子，十分刺眼。谁知这一来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有一天来了两个歪帽斜眼的人，也不亮出身份，直冲我的亭子间，盯着机器盘问，气势汹汹。我不敢开罪于这类人物，指着墙上的电台执照解释，直到他们悻悻而去。过了几天，又换了另外的人来查，走的时候，也并不交代什么。我当时正年轻气盛，心想这是合法行为，何可畏惧？仍然我行我素。但过了不几天，一位也搞业余无线电的长辈周其信先生前来，告诫我说：“你还在弄无线电呀！”随后我母亲也接到地下党通知：赶紧拆掉机器，停止活动。我只得将它拆了，把接收机送到朋友王忠毅的家里托管。他父亲是开业医师，全家人信奉基督教，不至于受到国民党的注意。其余的机器，都拆卸化整为零，存放到别的朋友家里。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到秋天将临，地下党得知我仍旧被注意，认为离开上海为妥。恰巧许涤新夫妇要赴港工作，便让我跟随同去。许先生恰与我母亲同姓，这样便认了许涤新夫妇做舅父舅妈，就更便于照应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我随许涤新夫妇乘船出发。到达香港后，先临时住在跑马地半山的培侨中学里，几天后舅父舅妈迁往离校不远的景光街二十八号楼下，把我留在校内念高中一年级。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叶廷英，有许多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校务和教师，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学校，所以有些文化人士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入学，如夏衍的女儿沈宁、廖承志的侄女李湄、闻一多的儿媳张国男等。香港的私家学校英文比较深，我跟班有点费力，其他如国文就不如内地。学生没有走读的，一律住读。每餐包伙，菜肴一律。男生饭量大的，可以添蒸自备香肠一支，开饭的时候领取。但是一到开饭，炊事员在忙乱中分发，谁也吃不到自己购买的那一份，那些富家子弟便明显吃亏，他们的鹅肝肠、瘦肉肠，眼睁睁地看着被别人在嚼食，也无可奈何。校园外沿是公路，可以看到一个足球场，节假日常有球赛，我们居高临下观战，看过多场重要比赛，如名将铁腿戴麟经、门将贾佑全上场与洋人队鏖战，看得同学们个个倾倒陶醉，凡我方进球，无不欢呼雀跃。那时的比赛可观性似乎较强，裁判也公正。
许涤新夫妇住的地段靠近山林道，环境较幽静，我假日经常去他们那里。房子很狭小，总共不足三十平米，仅有一个小客厅和一间卧室。生活用品很缺乏，我似乎还送过一只热水瓶。虽然许舅舅是我党在香港财经方面的负责人，手里进出大笔党的经费，但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极为菲薄（按那时的规定，“港工委”属下的干部，每人每月伙食费仅有四十港元，零用钱十元，房租公家付——录自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他们的大孩子“小火车”患了脊椎结核症，相当严重，但缺钱治疗，拖延了半年，最后还是靠了几位朋友凑的四百元钱，得以勉强送医院做手术。可惜由于术后营养失调，骨瘦如柴，以致背椎畸形，造成终身佝偻。但他虽残疾却有着极顽强的生命力，从小学一直读到科技大学。他们一家这种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道德风范实在值得后人学习。
在香港期间，我曾与几个培侨同学，到浅水湾萧红的墓地凭吊。墓地近海滩，立着一块小小低矮的木板碑，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对于这位热情的天才的阿姨，当时我虽然年少，她来我家时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伫立她的墓前不禁怆然生悲，随即拍摄几张照片留念，至今还保存着。
在培侨读书虽然很好，但等到第二年开春，香港空气的湿度对我的气喘病却不适合，难以在那里坚持读书了。再说离开上海已经半年多，我头上的“小辫子”也该剪脱了吧；又看到形势尚称平稳，便于一九四七年春离开培侨学校，搭乘美国商船“美琪将军”号回到上海母亲的身边。这是我又一次因病被迫辍学。
关于我的无线电爱好，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说。那是抗战胜利后，母亲参与并负责《上海妇女》杂志的编辑工作，认识了姜平、朱立波、朱文央等多位妇女界活跃人士。其中朱文央的丈夫蔡叔厚，大家称他老蔡。他在福熙路四百一十七号（现延安中路三百七十九号）开了一家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的中小型电器修理店。店铺有两三个门面宽，工场分楼上楼下，下层专门修理电器马达之类，工人和学徒有十多个，还有几台车、铣、钻、刨小型机械。母亲还是出于那样的考虑：既然我那么喜欢搞无线电，又不能坚持上课读书，不如去当学徒学修电器，学到本领又能挣钱。她向朱文央讲了这个愿望，朱回复说老蔡答应了，过几天就让我去。可是后来又告诉我不能去了，也未解释理由。我虽不满意，也只得忍下。直到近几年，才从一篇文章中得知，老蔡开的这家公司原来是新四军依靠的一个电器材料和无线电零件采购点。我若进去，必然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它的安全将会受牵连。所以估计这事是被老蔡的上级刘少文、潘汉年同志劝阻的。要不然，我此后的生活道路，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了。
周海婴（1929—2011），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一九六○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