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四月一日，我入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圣心学校分布于全世界各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除了传统的传教工作外，还积极从事国外布道工作，并在教育与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圣心会是天主教女修会，一八○○年由修女巴拉创立于法国，以开办培养富有人家出身的年轻女子的学校闻名。巴拉死于一八六五年，当时圣心会已由法国发展到欧洲十一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南北欧洲。
坐落在北平王府井大街东单三条西口的圣心学校，学制为十年一贯制，分英文班和法文班。它好歹维持到一九六六年。最后几年，由于学生招不够，剩下的八个修女经营了一家托儿所，专门收外国孩子。“红八月”中，她们被红卫兵驱逐出境。如今，那座巍峨矗立的三层教学楼房已荡然无存。
严复的大孙女严绮云是该校有史以来的高才生，备受修女们的器重。三十年代末萧乾在香港结识的四川姑娘卢雪妮，在圣心学校攻读过好几年，她的法文和钢琴就是在那儿学会的。三十年代以来，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在圣心学校念过书。我赶上了末班车。三四年级时教我的艾玛嬷嬷是我的恩师。一九四一年，圣心会的总会长到北平的圣心学校视察，注意到我写的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叫《一个故事》，予以夸奖。艾玛嬷嬷作为我的级任老师，觉得脸上光彩，常常单独跟我聊天。四年级的课本中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艾玛嬷嬷告诉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个人物。这位修女的知识面相当广，有一副圆润清亮的歌喉，入修女院之前，想必相当活跃。
我在圣心读了一年九个月，连跳两级，每月评奖，上台领奖的总是我。那些读母语的金发碧眼的同学，个个娇生惯养，松松垮垮。一九四一年底，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四年级，但家中再也无法供我在圣心念下去了，它的学费比一般学校贵一倍。我并未气馁，在家自修初一、初二的功课，还自订读书计划，尽情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名著，背诵《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等长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我们兄弟姐妹中一直有一个至五个在辅仁读书。我辍学时，大姐是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班的学生，后来成为台湾女作家的张秀亚是她的同学。三姐读完二年级就患了足疾，暑假后架着双拐数月，没参加期末考试就卧床不起。我和四姐住三间东厢房，该上学的离开家后，我一面伺候三姐，一面自学。父亲住正房，两明一暗，两间明的打通了，是客厅兼饭厅，但早已开不出像样的饭了。父亲经常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去出售他的藏书。我们把缝纫机、收音机、留声机等都卖掉，最后连房契也抵押出去。大姐大学毕业后，托她孔德学校时的老同学周鞠子（她是周建人之女，当时和两个弟弟跟着母亲，与二伯父周作人生活在一起）向周作人说项，在北京大学日语系当上了系主任徐祖正的秘书。大姐是个很好的带头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这时前院和两个后院都租出去了。母亲带着大姐、三姐住西院的三间北房，弟弟们则睡在与父亲那间卧室兼书房相连的套间里。母亲精心栽培的白丁香和黄刺玫各两棵，枝叶挓挲开，遮没了中院的一半，另一半是枣树和藤萝架。西院种的是紫丁香和葡萄架，以及一棵松树。她还在巨钵里培植了一棵一米多高的桂花树，幽香袭人，冬季必须搬进屋。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插班进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考入高中，一九三○年萧乾进辅仁大学时，那是新由天主教美国本笃会办起的私立大学。没过几年，由于纪律松弛，由德国圣神会接管，还分别在东官房和太平仓创立了附属中学男校和女校。新中国成立后，男校易名十三中，女校早已夷为平地，成为平安大道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德国纳粹狼狈为奸，德国教会也沾了光，北平沦陷期间伪教育局没怎么插手辅仁的教务。例如，教育局规定每周上五堂日语、两堂英语，而实际上教五堂英语、两堂日语。师生之间有默契，如果查学的来了，立即调换课本。查学的确实来过几次，但只在教务处坐坐，从未进教室来查问过。我的两种外语都起了作用。每逢交英文作文，全班五十个同学中，至少有三十几个请我预先替她们改一遍，重抄后再交上去。老师允许我利用上日语的两个小时，去向一位德国修女学德文。考试时，我给大家递小条，保证人人得满分。那位教日语的男老师干脆到走廊里抽烟去了。他本来也是混口饭吃，觉得教敌国的语言没志气。
我读小学时，算术一向是班上最好的，从来没出过错。由于没有读初一、初二、初三的代数，高中的几何、三角，就都成了难题。亏得我遇上特级教师王明夏。她从来没为我单独补习过，甚至没跟我说过话，但她教数学的本领确实了不起。不知不觉间，我就开了窍，记得考清华时，五道数学题，我答对了四道半，只有半道有点差错，自己估计考了九十五分。我从《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得悉，王明夏老师生于一九○五年，是湖南浏阳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除了辅仁，还在河北省高级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教过数学，并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聘为讲师。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学风严谨，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是全国中学数学教师的典范。可惜当我于一九八八年了解到王明夏老师的光辉事迹时，她已作古十五年了。
我三姐常韦于一九三六年回国后，在崇慈女中念初三，次年，考进辅仁女中的高中部，不但应付自如，而且成为教英语、化学等课程的美国修女艾琳的得意门生，当年学校用的化学教科书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修女特地把原著借给我三姐，并且破例准许她一个人用英文答卷子。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三九年从附属女中免试保送到辅仁大学西语系。我还在小学和圣心读书时，三姐就常带我在星期日上午到太平仓去望弥撒，每次她都跟艾琳修女聊上一通。圣诞节晚会的节目也由艾琳修女导演，她还让我扮演过小天使，三姐则身着白色纱衫，用英文朗诵《平安夜》。这是姊妹俩唯一的一次同台演出。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姐扭伤了脚脖子，不得不中断学业。
我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入辅仁女中念初三后，由艾琳修女教英语，然而当年十一月，她就连同在辅仁大学女校任教的另外两位美国修女（杰玛和玛格丽特），被侵华日军押送到山东潍坊的一座日军关押美英等国侨民的集中营囚禁起来，日本投降后，才获得释放，我上高三时，她教了我一年。我们听说，这三位修女在集中营里为老人和孩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的献身精神使大家深深感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她们返回美国。艾琳修女到大学化学系去深造，随后在一座天主教中学教化学。
国语老师张先生，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历史、地理的郭先生，每次慷慨激昂地讲到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被侵略的历史，同学们都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之所以能够聘请到这样一些优秀教师，是因为辅仁大学由德国天主教圣神会掌管。一九三五年来华的罗马宗座驻华代表蔡宁红衣大主教是意大利人。一九三六年担任辅仁校务长的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就成了沦陷区北平教育界的一方偏安之地。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垣（一八八○─一九七一），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光英、王光美。念完高二的暑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六年七月高中毕业，九月，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步入晚年，我由衷地感谢那些教导过我的恩师。他们告诉我，要做个有骨气、有志向的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文洁若，资深编审，文学翻译家，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生于北京。一九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语专业。一九五一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编审。一九七九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中国翻译家协会委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二○○二年被选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二○○四年被评为资深翻译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在东京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