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心潮澎湃，年龄只有十四五岁，却以天下为己任，虽不能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但至少也想找到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
开始走进中学大门，是在一九四八年。也是我生性不安分守己，不肯按部就班地读书，那时候学生们以“跳级”为能事，我更是“跳级”狂热者，总想着初中二年考高中，高中二年考大学，最后哪个学校的《毕业同学录》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我成了一个“学漂”。
就算是“学漂”吧，书总是读出来了。我们那一代中学生，中学时代要学到三种本领。第一个本领，写得一手好字，虽然算不得是书法，至少得“入帖”“出帖”，大庭广众，操起笔来敢“刷”，还不是画螃蟹。第二个本领，精通古文，不光是能够读懂古文，还要能够使用古文做文章。一篇古文，就是《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不光是读懂，还要从正论、反论写出文章，字数要和原文一样，也是文言体。不知道现在的诸位学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本领，精通外语，那时候不等中学毕业，上到初中，就能读英文小说了，《一千零一夜》《莎氏戏剧本事》之类的通俗读物，我们是在初中时期就读过原版的。一九四九年，一些外国侨民申请离开中国，到政府机关办理手续，大多是请一个普通中学生去做翻译。
如此，大家一定会想：那时候你们一定是死读书吧？你们的书包至少也会有上百斤重吧？
差矣。
我们那时候，学习生活非常轻松，没有人请家教，也没有补习班，就是上课，也吊儿郎当。读书嘛，那是触类旁通的事：中文课，老师讲了一篇《古文观止》，后面的几十篇就不必再等老师讲了；数学课，老师讲了一个公式，下一个章节，自己就明白了。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只等老师讲，累死呀？
最最重要的是，那时候，一考进中学，就觉得自己迈进人生之门了。人生之门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思考。
初进中学，年龄尚小，虽然不懂政治，但看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的种种社会乱相，也感受到历史已经处于大变革的关键时刻，一个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中学里的读书生活非常活跃，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游戏，看电影也很少，学生除了功课，就是读书。那时候中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很丰富，我读书的中学里就有好几个读书会，我参加了一个名为“老黑奴读书会”的课余读书组织。
我参加的老黑奴读书会，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青联”的外围组织，参加老黑奴读书会，不需要审查，有同学介绍，爱读书（自然是爱读进步书籍），都可以自愿参加。
读进步书籍，是那时候的社会风气，那时候学生不读武侠、言情小说。现在常听人们谈及新中国成立前青年人的读书生活，说宫白羽、刘云若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其实，那时青年人不读宫白羽、刘云若。在学生中间，热衷于宫白羽、刘云若小说的，多是一些不求上进的大龄学生，即使不求上进，他们也只是偷偷地读这些书。
新中国成立前，几乎家家都订《大公报》。天津《大公报》上许多文章都深得青年读者喜爱，那时候青年间常常传告，一篇什么文章看到了吗？立即找来报纸。披露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文章，文笔犀利，立论确凿，读过果然豁然开朗。除了报纸上的文章，同学间更传阅着进步书籍，著名的《西行漫记》，就是那时候读到的。记得将这本书交到我手里的大同学再三嘱咐我，一定不要外传，而且限定时间，第三天一定要交还。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更是分外活跃，一代作家的伟大作品，引导少年人走上启蒙道路。我们初读鲁迅，不可能对鲁迅作品有多深理解，但鲁迅先生“于满纸仁义道德间”发现了“吃人”二字，却教导我们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而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唤，更激励我们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鲁迅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偶像，鲁迅精神教养了我们那一代少年。
至今，我为自己终生崇敬鲁迅先生感到骄傲，我更为自己能够沿着鲁迅先生指引的道路迈进人生之门，感到幸运。对于今天一些人诋毁鲁迅先生的行为和言论，我绝对不客气。一次在北京，和几个疯狂“作家”“幸会”，谈话间他们大肆诋毁鲁迅先生，我当场就站起来将他们一通痛骂。我对他们说，如果不是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吁，你们现在可能还是一群“或者做奴隶，或者做奴隶而不得”的群氓。你们今天能以作家的身份招摇，哪一个不是鲁迅先生拯救出来的孩子？
健康的读书生活，不仅使我们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了社会，懂得了一点历史。学生们组织的读书社团，凝聚着不同兴趣的学生，在我参加的读书会里，有许多人对苏俄小说有浓厚兴趣。我们一起研读托尔斯泰，一起研读契诃夫，甚至研读高尔基，对于社会发展未来多少有了一些清醒认识，通过研读苏俄小说，我们进一步接触革命理论，我们更偷偷地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由此，也知道了十月革命的过程。
一九四八年秋冬季节，解放战场频频传来胜利消息，学校里除了极少数反动学生之外，大家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欢欣鼓舞。也就是在这时候，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始向解放区输送进步学生，我因为年纪太小，没有被输送去解放区，但是对于几位大同学的去向，我们都是知道的。后来，天津解放，这些同学进城后接收地方政权，成了军管会干部，让我羡慕了好大一阵。
一九四八年没有去解放区的同学，后来参加革命的热情更高。天津解放第三天，我们去学校，才走进校门，就听见后面大操场上锣鼓喧天，匆匆跑到操场，正看见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同学在扭秧歌，我们小同学腼腆，站在一旁看，解放军战士招呼我们参加进去，一起扭秧歌。同学们扭着秧歌，学唱进步歌曲，记得我们学会的第一支歌是“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
学校复课，掀起了报名南下的热潮，军管会贴出布告，欢迎青年学生参加南下工作队，还解释了南下工作队的任务、性质、参加条件。我那时候只有十四岁，也不问够不够条件，抢先就报了名。就在等着批准的时候，人家南下的同学开始离校了，只有我们几个小同学还在等着南下。
没参加成南下，看到报纸，革命大学、华北大学招生，华北大学招生要求起码十八岁，我们自知不够条件，革命大学条件宽些，我们几个小同学就凑一起去报名。革命大学报名处在现在的河北路，很是走了一段路，终于找到革命大学报名处。报名处几位军队干部向我们问：“你们做什么呀？”我们回答：“报考革命大学。”干部一听就笑了：“你们多大了？”有人说十四，有的说十五，干部听了更觉好笑。一个干部向院里招呼，请他的战友们一起看看今天来报名的小鬼，呼啦啦来了好多人，将我们几个孩子围住，一个干部将我举起来，笑着对我说：“小朋友，回去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再参加革命吧。”就这样，我们几个人被人家一个个抱出来了，抱到报名处门外，解放军干部还问我们：“认识回家的路吗？”
六十年过去了，回想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心中充满着骄傲和自豪。尽管我们没能做出惊天动地的贡献，但我们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我们为拥有忠诚执着的理想而感谢生活。
林希，原名侯红鹅，一九三五年生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经做过教师、编辑。一九五五年受“胡风事件”株连，被定为“胡风分子”，一九五七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送往工厂、农村、农场劳动，种过地，挖过河，做过清洁工，勤杂工。十年内乱中更被触及心灵，触及皮肉。一九七九年右派错划得到改正。一九八○年重新回到文学工作岗位，先做《新港》杂志编辑，后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