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是一本我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收有《雨夕》、《蚕》、《篱下》、《雁荡行》、《栗子》、《矮檐》、《俘虏》、《破车上》、《印子车的命运》、《上海》、《邮票》及《花子与老黄》等十二篇。一九八四年，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Mc Dougle）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在她的建议下，又出了我的一本《<；栗子>；及其他》（Chestnuts and Others），编入《熊猫丛书》。她要我把我的一篇自传体散文《一本褪色的相册》也译出来，作为代序，书中收了我自己译的《篱下》、《矮檐》、《栗子》、《邮票》、《俘虏》、《雨夕》和《花子与老黄》。杜博妮博士译了《邓山东》，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译了《昙》，还有熊振儒译的《小蒋》。
同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又出了我一本英文书《<；珍珠米>；及其他》（Semolina and Others）。其中，小说有萧桐和蒂娜·贝利合译的《珍珠米》以及我在一九三五年为斯诺的《活的中国》所自译的《皈依》。想到这些写于三十年代初叶的东西，居然在八十年代还有人看，我心里自然感到很高兴。
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并献给福斯特和魏礼的《龙须与蓝图》（Dragon beards Vs the Blueprints）是用手制纸印的。这种纸只在印罕见的、具有特殊价值的珍本书时才使用，我的书是远远够不上格的。印此书时，正赶上英国一般印书用纸奇缺，于是，出版商灵机一动，就买进一批这种特殊纸张，并请英国著名版画家里昂·安德伍德就“龙须与蓝图”这一主题为此书刻了一幅木刻。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战后文化的思考》。书中收有我的两篇演讲。（《龙须与蓝图》见附录三）《龙须与蓝图》作于伦敦华莱士图书馆，是就一九四二年我在伦敦笔会中心举行的那次纪念弥尔顿《论言论自由》的简短发言扩充而成。另一篇《关于机械文明的反思》（Some Re flections On the Machine）是谈英国小说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机械文明的反映的。另有两篇对印度的广播稿：《易卜生在中国》和《文学与大众》。
当时英国读者太急于了解中国了，然而除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和蒋奕用文字及速写记述他对英国印象的书之外，关于那时期的中国的书太少了。所以我这五本书陆续问世后，英国报刊上纷纷给予好评。就连当时，我也不曾忘其所以。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自然更是清醒了。左丹曾选译过两篇当时的评论，那就够了。我认为关于一个人的写作真正的评价，应该主要来自本国人。他们知根知底，不猎奇，不因异国情调和吸引而忘却美学标准。也正因为如此，在外国被捧为“杰作”的，回到本国未必就是这样。
六、翻译，我的一根稻草
人生的旅程大抵决定于两种因素：主观的意向和客观的机缘。也许王子生下来乐意干啥就干啥，凡夫俗子则只能就合后者。但首先自己得有个明确意向。然后，当机缘来临时，能善于抓住它。
我并没有过以沟通土洋为职志的意向，但早年遇到不少这样的机缘，因而就零零碎碎、稀稀拉拉地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沟通土洋只是为了增进外国对我们的了解。沟通洋土——也就是外译中的工作，才更为根本。那将使我们走向世界。这方面，我也从未有过什么抱负，而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次机缘，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成为事实。因此，每当人赐我以“翻译家”这一头衔时，我就感到愧疚。我一向尊崇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以及新近逝世的译契诃夫的汝龙——当然还有译《红楼梦》的杨宪益夫妇。
他们才当得起这一称号。像我这样完全凭一时兴趣偶一为之的，翻译工作者也不配。当翻译家，得就一位外国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全部作品做深入认真的研究，并且精心将其主要作品通译过来。这就意味着两颗心灵的契合，同时需要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翻译家除了才学和文笔之外，还需要有极强的劳动观点。他得肯于为原作某一隐晦的典故或罕见的俚语，不辞辛苦地翻箱倒柜，刨根问底。除了译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外，我很少下过那样的苦功夫。我自知底子薄，劳动观点也不强，缺乏翻译工作所应有的素质和那股韧劲。
一九三三年译《虚伪》和《梦的制作者》这两个剧本时，就曾暴露出我在这方面的毛病：完全凭一时的个人兴趣。除了简单的生平，我并没对那两位剧作家进行过任何研究。那时我迷上了尤金·奥尼尔，但我也只是就他的《白朗大神》写了篇短文《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尽管我那么推崇奥尼尔，却从未萌生过翻译他的戏剧的念头。
三十年代当黄源在上海编老《译文》时，我倒凑过一阵子热闹。那时，我编的《大公报·文艺》与孟士还、靳以、黎烈文编的《作家》、《文丛》、《中流》和《译文》，都是在鲁迅影响和巴金支持下的“联号”，有相互支援的默契。但我早已忘记都为老《译文》译过些什么了。
然而在我一生中，文学翻译始终是我的安全阀。每当我遇上麻烦，倒了霉，它就很自然地成为我的收容所。我个人这么倾向，旁人往往也这么想。
最早的一次发生在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整个文艺界悲恸万分；王芸生却在《大公报·短评栏》对这位尸骨未寒的文艺界导师大肆攻击。当时上海文艺界为之哗然。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愤而向报社提出辞职。当时巴金立即支持我那样做，并要我为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全集》。也就是说，辞职之后，我的生活依然有着落。后来《大公报》胡老板无论如何不同意我辞去，他答应要弥补过失，挽回影响。我就没辞成。倘若那次辞了职，自然就走上专业翻译的道路。但我估计即使那样，我也不会成为翻译“家”的，因为充其量我也只是由于生计所迫。
四十年代在剑桥时，我曾比较系统地读过福斯特、伍尔芙和劳伦斯的小说，有的十分喜欢。然而我也不记得曾萌生过翻译他们任何作品的念头。我真正搞过一阵子翻译，倒是在一九五六年，而那仍不是出于我主动的选择。
反胡风运动之后，我由《译文》调出，成为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了。我兴奋得马上订出下厂矿的计划，交了上去。然而紧接着，审干就开始了。那年头，人人都要接受审查，等候结论，不得任意走动。于是，虽然当了专业作家，却不能去搞创作，自己又不甘于成天闲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埋头搞翻译，一连译了三本书。
可是审干一结束，我马上就又跑起江湖了。
一九五七年底，我被批倒批臭，听候处理时，先后有两位作协领导冒了不小风险偷偷向我透露说，决定不让我下农场了，准备要我留在北京搞翻译。那可真是幽谷里透进来的一线曙光。我立刻起劲地做了准备。洁若的心也踏实了，于是，她争取第一批下放。可她走后才四个月，也许作协某位更高的领导认为让我留在北京太便宜我了，就忽然把我召到大酱园去，宣布我立即去柏各庄。
在农场劳动三年多后，我之所以没像柏各庄其他许多难友那样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有的甚至改行去卖酱油醋），而居然回了北京，继续从事文字工作，还得感谢翻译这根一直在冥冥之中保护着我的稻草。在古典文学这个安全的避风港中，我度过了那难忘的一段岁月。那几年，干部一批批地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洁若当然下去了。冯雪峰也被批准化名参加。我没资格参加，成天神游于十八世纪的英国。
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进入后期，吃的好些了，劳动也轻了，可心情反而更为黯淡了。我们那十四连的食堂就是召开全体会的所在。那里，一次次地由连长宣布调回北京人员的名单。根子红、底子硬的五七战士，一批批都调回城了，剩下的则听候处理，大有“弃之如屣”之感。一九七三年一月，由于两个孩子已回京，我终于被批准回京探亲。我边治病边为住房奔波，说也真巧，我刚刚为全家四口人弄到一间八米门洞，洁若就调回原单位了。她一上班，就给我带回一根稻草。原来出版社正组织几个人合译《战争风云》，却又不愿意和我这个“泡”病号的人打交道。当时的部室主任叫洁若转告我，这不算是出版社正式交下来的任务，什么时候干校催我回去，就还得立即服从命令。半年之内，我译了十六七万字，校订了六七万字。那时，我“热爱”翻译，拥抱翻译，干得十分起劲。对于能这样了此一生，感到莫大欣慰。干校果然不止一次地催我回去，但我凭着这根稻草，居然顶住了。
《战争风云》快要交稿时，北京效仿上海的翻译大队，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集体，把干校出版口一些待分配的外文干部统统搜罗进去了。这下子我又得救了。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啦，《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啦，《光荣与梦想》啦，都成了我待在北京的根据和理由。这期间，还曾同其他几位为毛泽东主席日夜突击过一本《拿破仑论》。然而事过境迁，抚今追昔，就不得不承认：那时我所倾向的翻译，文艺的也好，社科的也好，并非翻译本身，而是由于它结束了我那丧家之犬般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九七八年的一天，诗人邹获帆突然闯进我那“门洞”，说是来约稿。足足二十一年，没有报社向我约稿了，我真是受宠若惊。于是，为《世界文学》赶译了《培尔·金特》。
就这样翻译又是我获得艺术生命的开始。如今人老了，快写不动了，我倒想该认认真真搞点翻译了。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