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将提供大量具有情欲感染力的女性个体，为社会运动注入能量，因此女性也曾被想象为中国革命真正的“盟主”。在1926年3月18日的“国务院残杀事件”发生后，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等女性受到了热烈的关注，女性的死难在人们心中塑造了一幅难以磨灭的图景：面对当权者镇压的枪口，当男性“喘息”、“不能支持”的时候，一群走在队列前方的年轻女性却“刚健”、“勇敢”、“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这些女子如果没有被杀害，她们将走入家庭，改变那些“对恋爱与生死没有大的了解与修养”的中国男子，引导、甚至是引诱或蛊惑“男子去走同一的道路，而且使恋爱与死相互完成”。
想象中的事没有发生，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但这并不妨害文字所传达的历史心态的真实性。当时的言论呈现了一种殉难与女性美相结合的独立价值及其所带来的精神震撼，但并没有提供为什么和何以可能的答案，因为这在当时可能是最不重要的问题。当代作家张承志在《心灵史》中说：“女人，当她或她们遭逢大时代的时候；当她或她们不仅身处大时代，而且委身于伟男子的时候；她或她们的人生，就不论其本人意愿如何，一定要闪现出夺目的异彩。”这段评论涉及的主要人物，“西府太太”——一位“罕见的美少妇”，在丈夫殉教后为保存传教凭证而辗转奔波的穆斯林首领的妻子，被作者评价为“一名不可思议的女性”，“身上更多地折射着征服她的男子的光芒”，“一种顺从英雄的女人”，“一种只追求与英雄共命的真正的女人”。这段文字固然有其特定的宗教背景，但其体现的鲜明的性别思维方式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在特定时候，可以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情感要素。面对“英雄”和那些对“恋爱与生死没有大的了解与修养”的中国男子，女性的角色和作用会完全不同，但其命运殊无二致，总是以或然的方式向历史昭示着某种暧昧价值，那是一种在人类想象中光华万丈的情愫、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永远的领衔、又总是被理性和历史分析拒之门外的东西。
苏珊·布朗米勒在《女性特质》一书中写道：“从本质上说，女性特质就是一种浪漫的情怀，一种强加了限制的怀旧传统。”民国初年的新女性论述有很大一部分是建构在这种奇特价值之上的，只有在浪漫的维度上，女性魅力和道德才不相冲突。妇女解放言论经常呼唤远古母系时代的女性能力，相信一种淳朴、有力而又柔媚的女性特质是可能的。女性特质的释放及其可能带来的美好生活曾是人们眼中“解放”最基本的价值，但经历了1920年代的文化运动，这一理念已全然颠倒。在1930年代初拍摄的默片《新女性》中，高密度地浓缩了关于“新女性”的时代信息：自由恋爱、离家出走、被抛弃、对婚姻失望、独立生存的磨难，直到女主角自杀，女性命运都以夸张的漫画方式展现。虽然知识女性韦明是片中的主角，但影片的主旨是提供另一套方案的可行性：进步女工李阿英的生活道路；所以韦明始终是被动的，在反面角色王博士和小报记者等人那里，她是被觊觎被窥探的对象，在正面角色李阿英和编辑余海俦那里，她又是被帮助被改造的对象。在韦明和李阿英的生活对比中，在韦明自杀的无谓结果中，影片的价值倾向已经非常明确，但它无法、也无意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造成知识女性韦明命运悲剧的原因——男性的引诱和陷阱，在李阿英那里是不存在的，以及韦明为什么不可能像李阿英那样，过独立、有尊严的生活。
本篇采用的材料多以知识女性为主角，在她们身上最鲜明也最矛盾地反映了这种真实际遇。这一尴尬处境已经为当时的妇女运动者所注意。1916年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艾玛·高德曼在赴中国的计划失败后，请求巴金将她的著作译成中文。有着丰富底层生活经验的高德曼注意到，短短几十年中，妇女解放运动取得的效果已完全和它的目的背道而驰，所谓知识界的女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受误导最深的一批人，她们改变了自己的天性，以幸福为代价换来了枯涩呆板的生活，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人造的新女子”，为了纠正这种趋势，女性的当务之急是应该“从解放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从解放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很显然，前一个“解放”应该打引号，指的是一套人为的价值理念的集合，后一个“解放”才是切近的身心感受。任何形式的“解放”除了抽象层面的价值之外，似乎都应该带来某些具体福利。爱的权力和自由作为福利中最耀眼的一项，一直是“解放”对女性持之以恒的承诺；“死”显然不属于福利的一种，价值与福利的矛盾使妇女解放的目标成了问题。清末女杰秋瑾曾在诗中说过：“已知庸福应无分，不信忧时别有人”，对女性的“庸福”——平静家庭生活——的失望被女诗人解释为事业追求的动因；后来的何香凝、向警予等革命女性也曾经公开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国”这一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价值符号在特定历史时期完全可以替代女性生命中男性角色的空缺，然而其中却暗含以“许”、“嫁”为最终归宿的女性宿命，在摒弃传统女性身份的同时吊诡地强化了女性的附属性。
在近代女性言论中与“国”有同等价值的还有“学”、“业”等，都是可以让女性以身相“许”的，摒弃“庸福”而扑向这些价值成为时代对一小部分知识女性的呼唤，也只有她们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拒绝成为被动的福利分配对象而热衷于价值的追求。可以看到，当年的“庸福”已经是今日女性殚精竭虑追求的目标，对“庸福”的现代包装完全可以兼顾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心理需求。
“娜拉”的作为是不具普遍性的。而当时知识界曾热衷于讨论“妇女解放”是主动词还是被动词，却是一种将娜拉普遍化的行动，也必然造成理解的错位。妇女对“解放”的冷漠常被视为受男性压迫积重难返的表现，而热衷于“解放”的现代新女子又很快暴露了与城市文明同质的贪婪和享乐特性。人们感到沮丧——好像皮格马利翁塑造出的绝世美女像并没有复活与他相爱——随之也发出了对旧式女子身上勤俭、坚忍、宽容等美德的牧歌式的赞美。
历史的形成，无疑意味着一小部分人对大部分人生命意义的侵吞。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挣脱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束缚后，并不必然走向自由。社会学家潘光旦借冯小青的案例对现代知识女性作出了判断：她们更容易为新思潮误导，抛弃传统价值及其提供的保护，成为男性即时情感愉悦的对象，甚至造成自我毁灭的悲剧。潘氏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劝导女性回归家庭角色，不要对婚姻抱过度期望，乐天知命、安守本分、恪尽妇道，绝不要放纵情欲去冒险。像潘氏一样对浪漫价值持警惕态度的，男女都不乏其人。
以浪漫形态呈现的妇女解放思潮必然带来危险，淑世主义者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妇女来说，两性关系中不适当的部分完全可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整体框架中逐渐解决，可以说两性不平等并非不可忍受，真正带来悲剧的反而是价值动荡造成的精神落差。但近代以来，在什么层次上谈论妇女解放一度成为重要的政治整合资源。1930年代倍倍尔的巨著《妇人与社会主义》被译成汉语，作者在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妇女的生存状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下，妇女是否被压迫和有产、无产全无关系，女性全体都因“性”而被压迫着，不改变现存制度，妇女必定无法克服在历史中形成的奴隶人格和弱点。在革命理念构筑的框架中，女性只有奉献于代表光明前途的某种政治势力才能证明自身价值，奉献的方式则因不同历史时期生成的号召与动员内容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妇女解放将与全人类的解放同步发生，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强悍的声音，“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
今天的女性拒绝再成为问题，对女性特质的谋篇布局已经被纳入到庞大的现代文明生产体制下，美丽、风度等许多身体维度的指标，都可以更有效地在经济层面获得解释。历史中那些惊心动魄的身体体验被幻觉消费取代了，能够随时享受到解放感的人们不再需要解放，幻觉在拯救和规范身体方面的奇特功效使现代社会完全可以通过降低幻觉消费成本的方式对身体实行简单方便的统治，女性特质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共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