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的《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邀请作者来京，围绕新书举行若干座谈、对话、聚会。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与老友相见，格外高兴。
称范泓老友，因为和他相识已经十二年。相识的机缘，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杂志书《老照片》。主编冯克力，邀请我和南京学者邵建担任特邀编辑，为之组稿。邵建组织的栏目名叫“多维视焦”，既围绕同一话题，组织几人笔谈。基本作者之一，就是他的同城好友范泓。那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在青岛举办了名为“《老照片》的文化解读”小型会议，我和邵建、范泓均与会，得以见面。我们不但在会上围绕主题各抒己见，还同游崂山，天南地北畅谈，感到一见如故。以后范泓几度来京，我几度赴宁，都有欢聚。在南京，得邵建、范泓的引见，我还认识了刘鹤守、尉天纵、董健、高华、陈远焕、邓伍文、罗建、袁剑、李永刚等多位在宁人士，他们专业各有侧重，但都称得上是胸襟开阔的知识分子。我在太原生活了二十多年，深知省会城市能够聚焦一批胸怀海内、放眼五洲的知识人是多么不易。而南京这一批朋友，不论老中青，个个气象不凡。有的人头上有过显赫的头衔，有的人始终是一介布衣之士，但都在想着大问题，做着大事情，推动着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创新。让我想到南京毕竟是六朝古都和民国首都，这样的人文历史氛围里，留存着一种绵延不绝的贵族精神的余脉。
范泓原来在一家广播电视报纸担任副总编。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滋润的职位。但他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知天命之年就主动要求“离岗退养”，回家读书写作。并且，把自己的书房搬到相对清静的扬州，一头扎进史料的故纸堆里。他说，自己研究历史，只是想探寻真实，还原真相，与个人得失无关，与自身利益无关。但他的历史研究，却实实在在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度撰写雷震的传记。
在台湾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雷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本是国民党的高官，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批评蒋介石独裁，十年后又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出挑战，因而遭到构陷，系狱十年，出狱后黯然去世。台湾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二〇〇二年雷震的冤案终获昭雪。当时，邵建正在研究胡适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涉及雷震和《自由中国》，于是邀请范泓一起撰文切磋。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教授到南京讲学，又向范泓提出阅读《雷震全集》的建议。不久陈敏又约范泓撰写雷震的传记，参加袁伟时主编的一套历史人物丛书。范泓写成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历史人物丛书的计划却流产了。好在冯克力及时把书稿推荐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温故书坊”，使之在二〇〇四年面世，成为海峡两岸第一本雷震传记。此后，范泓又陆陆续续用了八年时间，进行大量补充修订，新版内容更加充实，体例更加完备。
范泓此书，讲的是台湾的故事，却对大陆的知识人产生了直接启示。孙国栋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为弘扬法治精神，寄托宪政理想，十二年前创办了《律师文摘》。但在办刊过程中，一再受挫，几乎要放弃，这时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获得了精神的力量。他说，比起雷震为《自由中国》而系狱十年，自己遇到的挫折实在不算什么。于是愈挫愈奋，如今《律师文摘》在办刊时间上已经超过了《自由中国》。
章诒和读了范泓这本书，也倍加称赞。那天讨论会进行到一半，牟广丰匆匆赶来。他说，章诒和向他推荐此书，并将自己的一本转赠于他。他连夜捧读，心潮澎湃。刚听说有讨论会，专程来向作者致意。
章诒和特别看好范泓的文字，我也有同感。范泓的文字流畅、简练、从容，读起来有节奏感，这可能得益于他早年写诗。同时还有几分古雅，于笔下的民国氛围十分契合，这可能是受到大量民国史料的熏陶。他对历史人物怀理解之同情，笔锋节制而审慎，立论不求耸人听闻，一鸣惊人，而求公允而平实，有一种绵长深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范泓研究历史的动机与权力和资本无干，因为不是政府资助的各级各类课题，所以不受权力、资本和学术利益的牵引。学术的生机在民间，范泓的书就是最好的例证。
范泓的学术成果，还有《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和事》、《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与李敖打官司》等多部著作。他本来还想采访朱厚泽，为之作传，可以机会没有抓住，朱厚泽已经作古。
范泓转入史学研究，也没有放弃对诗的关心。有一次，他和我同游合肥，专门请已故诗人公刘的女儿刘粹一叙。公刘是一位才华横溢、思想超前的诗人，晚年在合肥却十分寂寞。女儿想为父亲编一本纪念文集。范泓让我和他一起为刘粹出谋划策。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住，但这本公刘纪念文集后来确实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