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史学界人士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
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即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当看到一些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史料公布，可能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时，就想用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要求本已尽了极大努力的学术工作，求全责备，缺乏了解之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反省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能走得更远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也无完美的学术，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线索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它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发现一种档案和公布一种档案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史学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简单道理，但当我们面对具体一种档案情况时，却又不能这样简单。中国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档案解密要给出保存地、档案基本情况、档案的卷宗及详细号码、影像保存状态，甚至必须给出可以公开使用的平等条件等等，没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但我们在真实的中国现实中，确实不可能做到，这样能说所有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吗？如果按现在有些人的苛刻标准，可以说一切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不合规范，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我们只有完整查阅某一研究对象的档案史料后，才可以全面展开研究工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是在这样现实条件下开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他们的学术工作就都没有意义吗？显然不是。
简单超越中国现实，把本来极富进步意义且已尽了最大努力才寻找到的史料方向，简单用抽象的理想档案公布标准来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对任何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努力，我们都应当抱一种善意和理解的胸怀，而不是求全责备。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轻易怀疑别人的身份和动机，而应只评价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让我们牢记梁启超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的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