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起来，一开电脑，即看到许良英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转念一想，许先生已届高年，历经劫难，享此高寿，也算是上苍对中国知识分子悲惨人生的一点最后哀悯吧。
我最早知道许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一个地方师专念书的学生，何以会对许先生感兴趣？容我多说两句。
那个时候，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可和今天同日而语，在交通和信息传播方面，是传统社会的末期，虽然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但这是将要转折的最后关头，没跨过之前，在基本方式上与前一两百年并无实质变化。那时中国个人没有电话，联系的基本方式还是书信。
我虽然在师专念书，但比较关心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事，我上学主要是看书看报。一九八三年毕业后，我留在晋中师专编校刊。我不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因为怕麻烦，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当时不懂任何学术方法，一个地方师专，哪有人教你这些东西。我想到的一个简单办法是订阅全国各类期刊，然后了解思想和学术动向。那几年，我长期订阅的报纸杂志有近三十种，学校收发室的人都感觉很奇怪。我订阅的杂志中有一本《自然辩证法通讯》，它里面经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关于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这本杂志，我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停订。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报纸是《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那个时候的学术中心，不在大学，而在社科、报界和作协。八十年代影响人们思想的主要人物和杂志与大学联系并不紧密，比如金观涛、李泽厚、刘再复、刘宾雁、严家其、戴晴、苏晓康等人，都不是大学里的。
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前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刊出许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评查汝强的。文章我当时也未见得就看懂，但感觉上是许先生讲得有道理。当时在人们的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及方法是什么事都能管得了的，你只要学了它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它什么都可以指导，科学也不例外。我对那时的文章，已没有印象，但许先生文章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知识。那时的青年都很有热情，我看了文章，当即给许先生写了一信，内容已无记忆，但肯定是表达自己受到文章启发一类意思。想不到过了不久，许先生真还给我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励我好好学习。信保存下来，可惜我人在厦门，无法抄出了。
因为家父过去有“右派”经历，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种偏向，凡“右派”我都敬重。我以为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极有才华的人，凡他们的书，我都热衷阅读。后来年纪稍长，才发现不能这样看问题，不能把自己的身世感带到对历史的认识中去。在当时知名“右派”中，许先生还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刘宾雁、方励之提议召开“反右”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事，却让中国知识界更多人认识了许先生，而且他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是最坚定的。有些人可能还在反思民主的缺点，但我印象中许先生则只讲民主的好处，只讲民主对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晚年始终在探索这一问题。我以为这是许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现在还不是讨论民主缺点的时候，在中国，这不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许先生在这方面最清醒，也最有勇气。
人生还真有些奇遇。二〇〇四年，许先生早已“退体”（我不使用离休概念），他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恰好刘钝先生出任所长。二〇〇一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查资料，曾和刘先生有一面之缘。后来刘先生非常关照我，为我谋得了一个在所里访学的机会，那一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认识了不少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期间，我写了一篇《1949年前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及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写这篇论文时，我曾和所里的张藜、熊卫民二位，去看过一次许先生，那时许先生身体康健，思维活跃，而且保持了一向鲜明的直爽风格。言谈中我刚流露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的计划，许先生马上说“你懂什么爱因斯坦相对论”，我赶忙说：“不是相对论，是相对论传到中国的历史。”
我在山西有个朋友，十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园买到一批上世纪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许先生编辑《爱因斯坦文集》时和出版社的往来书信，数量相当可观。我本来建议就此写一本专书，还提了一个思路和体例，可惜朋友不在学界，终日忙于公务，没有完成。去年夏天，我回太原，重提此事，他还希望能一起拜访许先生，可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不过材料保存下来，日后一定能以合适的方式披露给学界，也是对许先生的最好纪念。
当年建议召开“反右”学术讨论会的三位“右派”，已经都去世了。许先生年纪最长，最后离开。他的存在，让时间将一份历史遗产鲜活保存在真实记忆中，他的离去，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思想遗产。在中国，许先生和他另两位朋友，注定是悲剧人物，因为他们有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完整的知识系统，他们发现了真实，并勇敢地表达了真实，不因个人一时得失，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从丁酉之劫到己巳之难，一生两次有悲剧命运者，必会在历史中发出他们永恒的光辉，套用尼采的话说，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们死后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