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绂（1675—1750），号穆堂，江西临川人，是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也是当时有点影响的学者，不过在思想史上似乎占不了多么煊赫的地位，但自打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标举李绂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他在两百多年后的声名似乎上涨得很快。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在自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变本加厉，为李穆堂单辟一章，让他跟阎若璩、毛奇龄、戴震平起平坐，不能不说是很让人称奇的裁断。作为钱穆先生的再传弟子，黄进兴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围绕李绂展开研究，其中一部分成果以中文的形式收入1994年在台湾出版的《优入圣域》一书，而英文版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Philosophy，Philology，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于1995年出版，列入著名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2005年，杨朝亮先生的《李绂与〈陆子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一书问世，这是中文世界关于李绂的第一部专著。2010年，黄进兴的英文著作译为中文，书名变为简洁的《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不过，这个译本相当糟糕，人名、引文的还原做得很差，下面探讨黄进兴著作内容时，主要以英文本为准。
李绂的操守问题
除了在第二章结尾处被捎带提及，要等到这本实在算不上厚的书（《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中译本共165页）进展到三分之一处，主角李绂才姗姗登场，这一结构的选择的确相当大胆。
第一章探讨的是“朱陆异同”问题，《优入圣域》整章收入，想是黄进兴的得意之作。第二章则讲王阳明与“朱陆异同”。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称许这两章是有关“朱陆异同”的“最明晰的阐述”，我猜是指在英文的语境中，这种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方式也许能为那些对理学、心学纯然无知的西方读者扫清障碍，虽然我很怀疑有多少真正缺乏思想史背景常识的人会打开这样一本书。第三章讲清代以前的儒家“道统”，这是一种回溯性的论述策略。作者依据王夫之所说的“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构建了所谓“道统”与“治统”的对立，为自己在最后一章得出康熙皇帝将“道统”、“治统”合二为一的结论做好了铺垫。不过，这也许是一种虚假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容在后文详述。这三章的内容，不打算在此细细分析了，因为换另外一位学者来写李绂，恐怕根本不会花这许多笔墨来谈很难说与李绂有直接关系的论题。
第三、四、五章的内容，结构最清晰不过，第三章述李绂生平，第四章介绍李绂思想，然而将他的思想按“命”、“道”、“心”、“性”、“理”、“格物”等关键词加以切割是否合理也是个问题，第五章谈李绂的主要著作《朱子晚年全论》、《陆子学谱》以及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应该说，除第四章外，黄进兴对李绂生平、著作的理解几乎没有超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范围，而钱穆赞美李绂的人格“磊落俊伟，光明简切”，李绂的学术为“有清一代陆王学第一重镇”，这一评价显然极大地影响了黄进兴的认识。那么，李绂其人是否真的那么“磊落俊伟”呢？他的《朱子晚年全论》、《陆子学谱》究竟又该如何评价呢？
在仕途上，李绂“累蹶累起”（全祖望语），其中雍正皇帝对他的奖拔最值得注意。1723年，雍正即位，就将遭贬的李绂官复原职，署吏部侍郎，寻授兵部侍郎，次年即授广西巡抚，再次年授直隶总督，可谓一帆风顺。这时出现了一个插曲，“李绂任直隶总督时曾奉命将雍正的弟弟、同时也是敌人的九阿哥允禟 (即塞思黑)关押在保定。李绂把允禟关押在高墙内，严加看管。允禟三个月不到就死了。于是有谣言说李绂受雍正之命杀害了允禟。对此事自是敏感的皇帝怪罪李绂对此事处理不当”。事实上，不止“怪罪”这么简单，当时刑部、议政大臣总结出李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是雍正皇帝特别开恩，才免死，遣去八旗通志馆。
李绂获雍正信任，办的是极机密的棘手事。雍正四年（1726）初，雍正将自己的异母兄弟、圣祖的第八子、第九子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加以迫害，很快二人相继死了。王锺翰在有名的《清世宗夺嫡考实》（原刊于《燕京学报》，后收入其《清史杂考》）一文中提出：“阿、塞之死，决非良死，下手者李绂，而授意者则世宗也。”因为当时李绂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语，而世宗也有“俱交与李绂，尔不必管”的旨意。王锺翰还指出，李绂《穆堂别稿》中有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谢赐端午锭子药、八月初四谢赐荔枝佛手柑及八月二十九日谢赐香水梨三劄子，“适在允禟抵保及其既死之第三日之间，赏赐频频，谓非世宗酬劳而何？”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引章太炎的说法，即“胤祯既杀塞思黑，欲杀穆堂灭口，又恐临刑宣泄，故不得不赦”。黄进兴书中仍沿此说。按，章太炎当时看到的史料太少，对不杀李绂原由的推断不甚合理。无论如何，雍正欲杀李绂灭口，这是很可能的，但李绂被动抑或心甘情愿地替雍正害死了塞思黑，这种可能性更大。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李绂的操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如此，其平素为人作风又如何呢？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有《闻李侍郎绂擢粤西巡抚》一条，应该写于 1724年，其中记述了李绂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的事迹：于恩人张大受，“旧恩不复记忆也”。为官时，“往往暗中取人金钱，众人薄其所为。辛丑会试，为考官，颇通关节，先帝(指康熙帝)罢其官，发往永定河效力”。文长不具引。老实说，汪景祺这个人是有几分“呆气”的，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不大可能是捏造的，他在随笔中明确记录几个当事人姓名，也可见其态度之认真。
当然，全祖望评价李绂，曾说：“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则蒙关节之谤，察吏则又遭钩党之诬。”（《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317页）全祖望虽与李绂关系极为密切，所说的也未必全是违心之语。我认为，在李绂的操守问题上，我们最好持“兼听则明”的立场，不能轻易相信哪一方，可也不能全不加考虑。前面提到的王锺翰考证、汪景祺笔记，黄进兴都未提及，究竟是避而不谈，还是全不知晓，并非关键。问题在于，李绂号称陆王之徒，“尊德性”、“致良知”，必须躬行实践才行，我们对他的道德水平有高于一般学者的要求，恐怕不能说是过分严苛的。尤其是钱穆所谓“磊落俊伟，光明简切”，是否准确恰当，更不能不加辨析。
李绂的乡曲之见
李绂一生捍卫陆王学派的声名，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可他为何始终如此推崇陆王，尤其是“陆子”陆象山，我觉得黄进兴、杨朝亮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李绂出生于江西临川，其父本是安徽人，他们定居临川后，当地人似乎并不欢迎，李绂要在临川参加科考，还受乡人反对过。假如现代心理学家来分析，或许会提出，李绂正因为这一敌视的氛围，反而对临川、对江西形成了极深的心理错综。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谓：“大抵绂于学术，宗陆九渊；于经济，则取王安石；于文章，则取欧阳修、曾巩，皆不免乡曲之私。”（第112页）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谓“穆堂乡曲之见甚深”，又谓“李穆堂袒护江西乡先辈，时人以为口实”（中华书局补订本第86页，第402页）。钱锺书引用了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的记载，阮葵生说李绂“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辨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而严嵩，自然也是江西人。
李绂对江西先贤的推崇几乎到了不问是非的程度，这种狂热的“乡曲之私”、“乡曲之见”对其学术判断怎么会不发生影响呢？全祖望对李绂的《陆子学谱》就提出过不少批评（见《奉临川先生帖子二》，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683页），李绂将蔡幼学、吕祖俭、项安世、戴溪等本不属于陆派学者或陆门弟子的人都扫数列于陆象山门下，这种为壮大声势不惜歪曲事实的举动其实在李绂的学术著作中绝非罕见。
《朱子晚年全论》的撰作，也是承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余绪，千方百计想要证明朱熹晚年是与陆象山的见解达成了一致。事实上，罗钦顺早就指出过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的颠倒纰缪，比如王阳明误把朱熹早年的话当成“晚年定论”加以申说。王阳明写《朱子晚年定论》，有调和“朱陆”矛盾、为自己的学说寻找现实合法性的目的，这种目的值得同情，但从学术上说，这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朝着错误方向出发的尝试。而李绂没有注意及此，反而花更大的力气要证明一个不成立的命题，只能说是狭隘的门户之见遮蔽了他的眼睛。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朱子晚年全论》的学术价值，毕竟在考证方法上，李绂要比王阳明精密得多，然而其中牵强拉扯之处也并不少。至于在《穆堂初稿》、《穆堂别稿》中从方方面面攻击、诋毁、刁难朱熹，例子就更多了，连钱穆也承认“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真为朱学者之心”。
李绂在经学、心学上确有不少卓见，他的学问也着实广博，但他的如果不是错误至少也是很成问题的出发点使得我们在考察他的学术成绩时不能不加倍小心。在这方面，《李绂与〈陆子学谱〉》表现得相当不节制，作者对李绂几乎处处回护，有时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我们研究古人，无非是希望得古人之实，像这样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护之如目睛，着力要将其塑造成一个完人，实在是对学术的戕害而非贡献。
黄进兴著作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各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命题，相信这也是他对李绂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不过，在我看来，李绂的个案似乎哪个命题都证明不了。
第六章的命题是，清代盛期的考证学是有义理为背景的，一个证据就是李绂考证活动的展开是有义理之争为其深层动力的。其实，这个命题最早是余英时先生在研究戴震时提出的。我认为，在戴震身上，这一命题体现得更完整，而余英时对这一命题所加的诸种历史限定也更易令人信服一些。可是，在李绂这里，考证只是达到其早已预设好的结论的桥梁、工具而已，这种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考证失去了考证学的真精神。乾嘉考证学是学术“科学主义”的一次集中体现，它的唯一追求是真知，是对经典及历史的真切把握。李绂的“先入之见”横亘在胸，他的考证貌似科学，然而在最核心的层次上，却是对考证精神的背叛。实际上，钱穆始终将李绂放入“朱陆异同”的脉络中去讲，这是很对的，因为李绂所参与的是门派之争，他的考证无非是一种装点、一个门面，跟王阳明搞《朱子晚年定论》的动机没有多大分别。因此，李绂不能与于清代考证名家之列，充其量只是一个有些底子、有点想法的学者。而黄进兴想用他为例证证明“清人考证有义理为背景”，难度还是很大的。
第七章的命题是，在康熙皇帝这里，原本相互独立的“道统”与“治统”合一了，皇帝“占用”或“挪用”了本属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这个命题初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然而在我看来，所谓儒家的“道统”，乃至“道统”与“治统”的相互独立，不过是儒者内部虚构出来的，其历史的真实性和概念的必要性都很可疑。这关系到更大范围的历史认识。王夫之提出“道统”、“治统”不过是为他展开民族主义的论述创造条件而已，而黄进兴理解的“道统”是儒家具有独立性的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试问这一“道统”是历史的真实存在物，还仅只是儒者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期盼？我认为，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批判，其能否得以体现，是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个因素是帝王统治的专制程度，另一个因素是整个国家的兴盛程度。当专制程度、兴盛程度同时增强，如康雍乾时期那样，儒家知识分子的批判必然弱化；反之，当专制程度、兴盛程度减弱，如南宋，这种批判就会增强。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不绝如线的“道统”，只存在儒家知识分子批判的声音能否或者是否有必要发出的问题。儒家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性”，在历史现实中不过是一种理想，是从未实现过的理想。李绂这类官员学者，恐怕根本连追求“独立性”的一闪念都不曾有过，就算他没有为虎作伥，拿他来做有独立意识的儒者代表也是不合适的。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感慨“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也许是有感于当日现实而发。实则对康雍乾时期，根本不必谈什么“占用道统”与否，直截了当说是专制程度加深即可。
文献的解读问题
当代学者研究古人，总不免存在文献解读是否正确的问题。《李绂与〈陆子学谱〉》中断句断错、理解有偏差的地方不少，《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扎实一些，不过也不是没有疏误处。下面各举一例，试加说明。
《李绂与〈陆子学谱〉》附录二《李绂学术编年》引用《与陈彦瑜书》，并考证说：陈彦瑜（震）卒于雍正九年，而《与陈彦瑜书》中有“自新年抵馆，今七阅月矣”之语，“李绂一生中曾三次任馆职，即：雍正五年十二月入八旗志书馆、乾隆元年十二月充三礼馆副总裁、乾隆六年三月充明史纲目馆副总裁。由上可知，《与陈彦瑜书》一文应作于雍正六年”。这是用的“排除法”，将不可能的排除掉，留下似乎就是正解。可问题是，作者没意识到，此“馆”非彼“馆”，这里所说的“抵馆”跟什么八旗志书馆、三礼馆、明史纲目馆全都没有关系。
实际上，《与陈彦瑜书》当作于康熙四十九年，当时李绂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内学习，所谓“抵馆”就是入翰林院，信中“季有考，月有课，日有馆务”等语，说的就是庶吉士学习期间的情况。况且李绂在信中说的尽是些读书砥砺之类的话，还貌似谦抑实为炫耀地开列出自己七个月里读的几十种书，这种意态又岂是人过中年所宜有？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与陈彦瑜书》，是用作李绂入翰林后“益励于学”的证据，这当然是很正确的。黄进兴亦引此信，不过没有注明写信的时间，在英文原著里也并未将“抵馆”字样译出，而是直接省略了。
黄进兴在《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第七章，也是全书最后一章的结尾处说：“康熙二十五年，著名反满学者黄宗羲在给友人的信中赞扬当时的情况是‘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黄宗羲的评价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说明，尽管他从来没有背叛自己为明朝遗老的身份，但他并不愚忠。他对康熙皇帝的赞扬反映了：他预见到，一两千年来儒家梦寐以求的圣君降临的理想即将实现。”（第161—162页）
其中涉及引文的那一句，黄进兴的英文原文是说，黄宗羲prai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the time Confucian scholars have been best treated， and so one unexpectedly witnesses the coming of a grand age”。这段话直译过来，就是讲，黄宗羲称赞当时是“儒者们获到最好的待遇的时期，人们不期然地成为一个伟大时代来临的见证人”。那么，黄宗羲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事实上，上述引文出自《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中的《与徐乾学书》，这是康熙二十五年黄宗羲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的信稿，开头是这样写的：
去岁得侍函丈，不异布衣骨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按：“函丈”，《真迹》释文作“函文”，误；“骨肉”，释文作“胥肉”，不可解，《真迹》影印效果差，此处笔画模糊难辨，从字形上看，疑为“骨肉”。明清间习用“布衣昆弟之欢”一语，“布衣骨肉之欢”或与之相类。）
其实，在这封私人信件里，黄宗羲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徐乾学个人的，并未就当时儒者的普遍处境进行总结。信的大意是说：去年跟您相处得很融洽。一般居高位的官员丢掉礼贤下士的传统已经很久了，而您居然待我这么好，实在是我的幸运。现在皇上特别下旨，让您参与重大机密的决策，古往今来儒者所获的宠幸没有赶得上您的了。五百年才出一位的有名臣子，现在终于得见。听闻这个消息，朝野士人相互道贺，都认为太平盛世不远了，这一任命显然跟那些与国家前途没有关系的一般诏令不同。
有趣的是，《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的译者，在还原引文时，似乎有意将“古今儒者遭遇之隆”改为“今儒者遭遇之隆”，因为不这样改，就跟黄进兴的理解对不上了。事实上，所谓“五百年名世”，典出《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名世”，本义是闻名于世，而所谓“名世者”，自来都特指辅佐君王的儒者士人。比如清初有“名教罪人”之称的钱名世，字亮工，“亮工”典出《书·舜典》，意思是辅佐天子以立天下之功，刚好可以印证名字里“名世”二字的含义。黄进兴把“名世”理解为“一个伟大时代”，显然是错的。
自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引用了《与徐乾学书》中的内容，这封信就被许多对那段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人当成黄宗羲晚年肉麻地吹捧康熙政绩的一个证据。黄宗羲晚节确有可议之处，这封信里流露出的语气似乎也确与遗民的身份不甚相符，然而，我之所以要在此不惮烦地加以解说，乃是因为像黄进兴这样误解文义、扩大古人言说的有效范围，非但对大儒黄宗羲不公平，对理解明清之际士人的真实处境与真实想法也很不利。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李绂与〈陆子学谱〉》恐怕还只是李绂研究的一个起点、一个不能算是特别高的起点。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6月6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