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正在摆弄一家电话公司外置的箱子，谁知道，电话公司的一伙人出现了，”拉米瑞兹回忆道，“幸运的是，我们是在纽约，团队里的一个人正好认识那片区域的安保人员。那名安保人员跟这些电话公司的员工说了一句，‘你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他们居然就照做了。”
在评估某个目标的过程中，特工们会想出一些策略避人耳目，如果真有人怀疑起来，也不会真正查到某人头上。“我们会带着一些寻狗启示到处乱逛，”克莱·普锐斯说道，“这条‘走失’的狗可能就是我们队伍里养的其中一条，如果有人向我们走来，并且问我们：‘你们在这附近转来转去的到底是干吗呢？’我们会说：‘我们把我们家的狗弄丢了，你们见过这条狗吗？’在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走开。”
在一些反恐或是反情报的案子上，战术行动队可能需要对目标做长达两年的评估后，才能制定具体的潜入任务计划。然后，又可能需要另外两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结案。而一些绑架案或是儿童失踪案，结果可能会快一些。从战术行动队安置的窃听器里就曾经听到两名家长在讨论如何处理他们的孩子的尸体。
里诺市飞车党一案，刚开始评估时，发现直接潜入他们的俱乐部是件非常冒险的事情。所以特工们只好一等再等。最后，他们的一个成员死在了一场车祸里。
“飞车党的其他成员都去参加葬礼，给我们潜入他们俱乐部宅子一个最好的机会。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人。”拉米瑞兹说道。
类似地，在克里弗兰市一起暴民案件中，特工们安置窃听器的时候正好是目标人物去附近的一个教堂参加女儿婚礼的时候。
尽管执行的很多次任务都很顺利，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也会经历死里逃生。在纽黑文市的一次潜入任务中，特工们需要进入一家餐馆，而经营这家餐馆的正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但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盯梢的特工忘记了一件事儿：晚上，会有面包配送到这家餐馆。
“我们去了那里，我们进入目标建筑，我们关掉了报警器，然后，配送面包的员工在凌晨4点出现，”拉米瑞兹回忆道，“餐馆的店主信任这个配送面包的员工，把餐馆的钥匙给了他，还给了他报警器的解锁密码。”
当特工们听到配送面包的员工进入餐馆时，大家立即跑去躲藏。当送面包的小伙离开的时候，他重新设置了报警器。一旦特工们离开躲藏的地方，报警器的热能和动能检测仪便会检测到他们的存在。幸好特工们之前已经从报警器的控制面板上获取了相关的电子信息，这样，他们就能通过无线技术远程遥控关掉报警器。之后，他们把微型麦克风安置在了黑手党成员的办公室。
在旧金山的一个间谍案子中，正当特工们在一幢办公建筑里安装窃听器的时候，一名保洁人员走了进来。特工们只好假装他们是那家公司的员工，保洁人员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后就离开了，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进入克里弗兰市一家商店之前，特工们需要打开一扇很沉的铁质卷帘门。搞到打开卷帘门的钥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打开卷帘门的过程，却会发出很大的噪音。监控人员自以为没有什么人住在楼上的公寓里，但是，他们却错了。邻居从窗户里伸出一个头来，大声吼道：“下面到底在干吗呢？”
一名案件主管回吼道：“警察在办事儿呢！回去好好待着！”这个邻居也卷入了这个案子，他把发生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目标人物，说他认为那些警察可能正在执行搜查令。
结果，拉米瑞兹说道：“目标人物显得十分紧张，他雇了一名律师，然后来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说道：‘让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我希望是笔最好的交易。我知道你们盯上我了。你们抓到了我的把柄。’他自顾自地想着说着，很像那种得了妄想症的病人，很不情愿地说着整个事情。”
纽约市一家黑手党社交俱乐部，一扇带着挂锁的铁质大门保护着俱乐部的前门。在取出挂锁铸件的时候，问题出现了，特工们不得不重击它，发出了一阵声响。在这次任务当中，侦查的特工倒是已经监视到楼上公寓里的黑手党成员，当时他们正在玩牌。接着，他们就听到了响声。
“我们从录音带里听到他们说：‘好吧，这应该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可不傻，谁会在潜入的时候还弄出那么大响声！’”拉米瑞兹说道。
然后，他们接着打牌。
在胡佛时代，反情报案件里的秘密潜入任务被给予“字谜游戏”的代号。有一次任务的目标是苏联大使馆，一名特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突然爆发心脏病，死在了大使的办公室里。特工们把这名不幸死去的特工带了出去，但是他的排泄物却留在了大使办公室的一块东方地毯上。特工们将地毯带出来，送到干洗店处理，忙活了一整晚才把地毯清理干净。但是，当他们把地毯放回去的时候，地毯还是湿的。情急之下，特工们用涂料在天花板上耍了一个小诡计，让在房子里的人看着就好像天花板漏水了一样。
有些时候，特工们会发现他们的监控设备捕捉了犯罪的过程。这是一个令人寒心的事件，塞因·伊萨—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杀害他那16岁的女儿。凶杀过程的录音留在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里。伊萨和妻子共同居住在狭小的圣路易斯公寓里，联邦特工们两年之间听到了在这里发生的所有对话。局里认为塞因牵涉到一些恐怖主义活动。
伊萨否认了以下的事实：他的女儿佩尔斯蒂娜从温迪汉堡店获得了一份工作，而且在没有他的允许下，看了一个男人。1989年11月6日，缇娜—这名女孩的昵称—下班回到家里，她的妈妈用阿拉伯语问道：“你去哪儿了，贱人？”
“上班！”缇娜有些怒了—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录音显示。
“我们可没同意你去上班。”伊萨打断了母女的对话。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母亲愤怒地问道。
“我并没有做什么啊！”缇娜说道。
“你是一个恶毒的女人，”缇娜的父亲发出唏嘘的声音，“听着，我可爱的女儿。你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吗？你知道今天你将死去吗？”
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很认真地说着，缇娜发出一声尖叫。这是怎样的一种崩溃呀！慢慢地，缇娜的叫声消失在录音带中。母亲把缇娜压住，父亲用那7英寸长的剔骨刀戳进缇娜的胸膛。
“去死吧！快点死吧！快点死吧！”缇娜的父亲叫嚣道，因为用力过大，变得气喘吁吁。
缇娜又叫了一声。接着，伊萨手里的尖刀刺破了她的双肺。留下的是缇娜的呼吸声慢慢弱下去。
第二天，录音带被转录出来，联邦调查局拨打了圣路易斯当地警察局的电话。夫妻双双被捕。录音带里还有伊萨拨打911的片段—当时，他对着电话说出于自我防卫，他把自己的女儿杀死了。
与录音带留下的印象相反的是，伊萨杀死女儿的真正原因是缇娜的叛逆以及她知道了太多父亲组织里的事情。组织里的另一名恐怖分子已经建议过伊萨，杀掉缇娜才能封口。作为父亲的伊萨居然同意了，还跟一名亲戚说：“地下世界才是她应该存在的地方。”
根据录音带的内容，伊萨夫妇谋杀罪名成立，被判注射死刑。尽管伊萨已经被判死刑，但是他和其他三名恐怖分子还受到了其他的控诉—密谋杀死上千名犹太人、计划炸掉位于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馆、还偷偷送钱给阿布·尼达尔恐怖组织的成员。
塞因·伊萨因糖尿病死在了死囚牢房中，他的妻子的死刑最终改判为不能假释的无期徒刑。
另一起案子发生在费城，特工们在一名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经营的餐馆里安装了视频摄像头。就在特工们离开15分钟后，另一伙敌对的黑手党成员冲进了餐馆，杀死了这名男子。摄像头捕捉到整个过程。
潜入黑手党经营的意大利餐厅会有一些好处。在布鲁克林执行的一次任务中，一名特工承认他尝试了一些放在冰箱里的美味蒜蓉大虾意大利面。
溜进居民住宅和办公室都需要一些勇气，但是就曾经有一名特工因为害怕狗而拒绝进入可能会遇到狗的目标住宅。1999年，还有一名特工不愿意在新年前夜飞到休斯顿执行任务。因为他担心在新年来临之时所有的电脑设备都会瘫痪。当然，最后其他特工帮这两名特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在监控窃听设备的过程中，特工们经常会遇上非法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案子，特工们打开一个衣橱，发现了200万美元的现金。而在另一个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案子中，特工们发现嫌疑人居然跟自己的小女儿发生了关系。
“在街对面进行监控的特工破门而入，冲了进去，把孩子保护了起来，等着警察来抓人。”格瑞弗说道。
但是，潜入任务得到的最好结果应该算是当场组织一次恐怖袭击的阴谋。哈立德·阿里木·阿尔多萨里，正计划炸掉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宅邸；类似地，当联邦特工得到消息去逮捕纳吉布拉哈·扎兹的时候，他已经在准备用混合化学物品引爆纽约城市地铁。特工们在扎兹租的车里发现了整整9页纸的注释：制造炸药、引爆炸药、爆炸物花销、引爆剂以及引线系统的公式和说明。
尽管针对阿尔多萨里位于卢博克市的公寓进行的潜入任务几乎不需要特工们怎么动脑筋，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目标公寓内部结构的情况了解有限，完全不知道邻居是否友善，是否时刻注意其他动静？以及他对于可能的监视警惕性如何？”格瑞弗说道，“他的作息十分不稳定—这是他这个年纪的人的通病—所以，执行潜入任务的团队不得不在离目标公寓最近的地方原地待命，一待就是几天。”
2011年1月，联邦调查局对来自于7个东海岸有组织犯罪集团的120名可疑的黑手党成员进行逮捕，战术行动队在这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破获的最大的黑手党案件，在战术行动队执行了两次法庭许可的秘密潜入任务之后，逮捕行动拉开帷幕。
在媒体上看到的和联邦调查局内部真正在进行的事情有所不同，就像其他联邦特工一样，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们也经常拿这些不同来寻开心。拉米瑞兹、格瑞弗，还有其他一些战术行动队的特工和他们的妻子们都去看了电影《双面特工》—电影中把在办公室做支持工作的职员艾瑞克·奥尼尔塑造成了破获罗伯特·汉森间谍案件的大英雄。
“我们一起看了电影，大家都挺享受的。”拉米瑞兹说道，“搞笑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事情真的发生过，什么事情并没有发生。”
但是，做“贼”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些特工最终离开了这个部门，因为压力太大，”拉米瑞兹说道。那些继续留下来的人，通常都是得到了家人的巨大支持。“如果你的妻子跟你说，‘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在搞些什么，但是我支持你。’这是我们能够继续做下去的最大支持和最大安慰。”拉米瑞兹说道。
由于这份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总检察长无法授予特工们相关的奖项。“我们的事情没办法写成文章，大肆表彰，因为这样做必定要暴露很多的事情。”普锐斯说道。
“在这个国家，我们成功阻止了很多很多恶劣的事情，”拉米瑞兹说道，“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赞誉才去做这些事情的，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获得赞誉，我们也并不需要为此而得到什么。很多时候，特工主管会给我打电话，然后说：‘有一天晚上你们的人来这里帮我们的忙，但是我都没来得及说一声谢谢他们就走了。’那是因为，要么他们可能要去接受下一个任务，要么就是他们已经两三天没合眼了。那样的安抚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男孩和女孩们都是业务上最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