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菲利克斯·布洛赫，由于被联邦调查局查到他与一名克格勃官员的会面而丢掉了国务院的工作，但是后来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指控。在联邦特工审问布洛赫之前，司法部门的约翰·马丁与特工们一起商议该如何确定间谍犯罪的要点以及是否应该提及米兰达权利。然而，布洛赫的情况并非要遭到拘禁，也并非要被逮捕。当时布洛赫已经开始跟特工们交代事实，而且似乎即将要承认他从苏联收到过金钱。就在这个时候，特工们暂停了审讯，给布洛赫宣读了米兰达权利。
“如果我有权利保持沉默，那么我就选择保持沉默，”布洛赫说道。
马丁当时极其愤怒。他现在告诉我说，那不就是费瑞赫命令特工去给理查德·杰威尔宣读米兰达权利时犯下的同样的错误吗？
“我当时特别建议特工，他们没有任何义务给予布洛赫他的个人权力。”马丁说道，“除非是特工们在审讯的时候已经掌握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他，或是打算逮捕他的时候，或是在布洛赫已经收监在押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必要提醒他自己的权利。在审讯到一半的时候提及他的个人权利，简直难以置信。直到今天，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很明显，他们有自个儿的主见。”
2001年，路易斯·费瑞赫在一次媒体发布会上宣布汉森被捕时，他指出尽管汉森的间谍活动是一场灾难，但是联邦调查局令人印象深刻的调查却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名记者问及费瑞赫，他自己对于汉森在联邦调查局潜伏长达15年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
“这事儿到我这里就宣告停止，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费瑞赫声明说，“我有责任，有义务。”
费瑞赫的回答非常巧妙。但是那只是对事实的一种掩盖而已：1994年艾姆斯被逮捕后，国家安全局负责人罗伯特·“贝尔”·布莱恩特就催促费瑞赫同意恢复对所有情报特工的测谎试验。但是这个提议遭到许多特工主管和联邦特工协会的强烈反对，从此费瑞赫就没有再打过这个主意。
尽管测谎测试并不完美，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样的测试还是可以起到某种震慑作用的。如果费瑞赫同意了布莱恩特1994年提出的建议，对所有情报特工进行测谎测试，极有可能汉森就不会逮着机会继续保持跟俄罗斯的联系。汉森间谍案又是另外一起费瑞赫所导致的有根据的灾难。
至于说到电影《双面特工》，电影内容从没企图描述联邦调查局是如何揪出汉森的。相反，电影里刻画了艾瑞克·奥尼尔，在每次局里盯住汉森的时候，都帮助起草了针对汉森的文件，是一个英雄级的人物。在电影中，在汉森被联邦调查局监视的3个月里，作为特别支持小组（简称SSG）的一员，奥尼尔的工作只是对汉森进行为期6周的跟踪。而现实中，罗奇福德从1986年就开始试图追踪这名间谍。
为了创造更多戏剧效果，电影里还描述了汉森在石溪公园开了枪，子弹从他的左轮手枪里射出，险些射中奥尼尔。
“这样的事情从没发生过，”罗奇福德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段艾瑞克看到汉森的枪放在办公室的公文包里。然后我记得他将这个事情汇报给了领头特工，就是那位他有些害怕的女特工。”
除了奥尼尔之外，联邦调查局还安排了另外两支秘密小组执行调查汉森的任务，罗伯特·金和瑞奇·葛西亚。根据罗奇福德的描述，这两个人对案子的贡献与奥尼尔相当。为了减缓间谍产生怀疑，在汉森被捕前一个月，金通常是在午餐后遇见汉森，而且是在不同的餐馆。
“金似乎是在稳定汉森，他给汉森留下的印象就是我们应该就快要找到那只‘鼹鼠’了。而实际上在金的心里，早已清楚那只‘鼹鼠’就是汉森。”罗奇福德说道。
就在他被捕的前两天，汉森意外地出现在间谍案件控制中心，该中心位于联邦调查局总部第四楼。因为这个中心是一间房间嵌套在另一间房间里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内部和外部的电子辐射，所以大家都叫它“地窖”。特工们正在为华盛顿办事处逮捕汉森的计划做最后修饰。汉森要求跟金谈谈。
“金从‘地窖’唯一的一扇门里出来，跟汉森在门廊里说话。”罗奇福德说道，“就在其他人正热火朝天地在‘地窖’里工作的时候，汉森问大家都在忙些什么。金为了打消汉森的疑虑，就说大家不过是在做日常的分析工作。”
与电影里描述的情况相悖，奥尼尔从没有与汉森以及他的太太有过社交往来。在汉森离开办公室后，奥尼尔确实是告诉过联邦探员汉森把自己的第三代掌上电脑留在了什么地方—就在汉森的皮革公文包里。联邦调查局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规，取得了法庭的许可，可以让战术行动队支持中心和案件特工斯蒂芬·普卢塔执行一次秘密潜入。但是事实上，将汉森存储的电话号码以及其他安全信息下载到掌上电脑记忆卡上的并不是奥尼尔，而是芮佳娜·汉森，一名新上任的联邦特工。
总的来说，“在那个案子上大概有超过300名特工，包括特别支持小组的特工、飞行员、分析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罗奇福德说道，“艾瑞克·奥尼尔并没有像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做出了差不多90%的贡献。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合作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这才是我们最终抓住艾姆斯、哈罗德·詹姆斯·尼克松、皮兹以及汉森的要点所在。”
当被问到奥尼尔所起的作用为何与电影中的刻画有所差别时，奥尼尔首先表明金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瓜葛。当把具体的细节部分告诉他时，他说，他根本不在乎那些事情。他也同时说芮佳娜·汉森也没有为案件贡献些什么。“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他回答道。同样，当告知他芮佳娜所做的事情时，他的回答同样是，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些事情。
但是奥尼尔坚持声称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下载了汉森掌上电脑里的数据，这个事情对于整个案件是至关重要的。
“汉森对待掌上电脑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奥尼尔说道，“所以我认为我们真的有必要从他手里把这个东西搞到。”根据掌上电脑的信息，特工们知道了汉森下一次给克格勃传递秘密信息的数据和时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联邦特工逮捕了汉森。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罗奇福德也会提到奥尼尔的提议对于破案很有帮助。但是，在那种案件中，从如此重要的电子设备上下载内容肯定只能算是“标准流程”的一部分，不管奥尼尔有没有建议，毫无疑问，其他人也会跟进那个步骤的。而且，根据罗奇福德的叙述，汉森每时每刻都被监视着，所以特工们也没有必要提前知道秘密的信息交易地点，只要跟着汉森，最终也能发现。
解决这个案件最为关键的一点莫过于发展了那个出卖汉森的线人。这个主意其实是源自于奥尼尔从一部电影中得到的灵感，最终将它搬到了故事中。奥尼尔说道：“我同意电影中是存在一些虚构的部分，而且有些过分夸大我的真实作用。但是那不过只是一部电影，电影需要票房，需要造成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鲜明对比。我自己没办法控制电影的拍摄，否则我就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拍才真实，哪些事情发生过，哪些根本没有发生。”
至于提及间谍自己的动力，汉森在2000年3月写给克格勃的信里这样强调道：“有人可能认为我要不就是极度勇敢，要不就是神经有什么问题。其实我都不是。我更愿意说，我是极度忠诚。”
就算汉森不是神经有问题，他至少也表现得有些奇奇怪怪。表面上，汉森是一个忠于家庭的男人，有1个妻子和6个孩子，一家子居住在弗吉尼亚维也纳地区塔里斯曼德瑞弗街区，巷子尽头一幢四个卧室的错层房屋建筑里。几乎每天他都去弗吉尼亚大瀑布城的圣凯瑟琳锡耶纳教堂，参加那里的聚会。巧合的是，费瑞赫去的也是同一个教堂。汉森是主业会的成员，而主业会却是一个猛烈抨击共产主义的社团。
在汉森一贯的假笑背后，隐藏了许多秘密。除了给苏联做间谍，他还资助了一个身材匀称的女人—普里西拉·苏·加莱，在华盛顿脱衣舞俱乐部工作—汉森就是在那里遇见了她。之后，汉森给她买了一辆二手的梅赛德斯-奔驰和珠宝，还为她的香港之行买了单—汉森正好去香港检查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工作。
当他的高中同学杰克·侯斯科尔来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汉森会专门安装一个闭路摄像头，这样杰克就能在卧室外的露天平台上观看汉森和妻子邦妮的亲密行为。他还会把邦妮的色情报道贴到互联网上，然后再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子邮箱以及妻子的名字一起留在页面上。
汉森非常看不起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尤其是联邦调查局里的女性员工。他告诉过其他同事，女人就不应该被录用做特工。曾经有一次，他还真的和一名女性情报分析员大吵大闹过，他居然还动手把那名女性推倒在地。1995年，贝尔·布莱恩特把他调配到境外任务办公室美国分处工作，这样他接触机密的权限就小了很多。
身着绿色连身衣裤的汉森，看起来有些憔悴，于2001年6月承认所有罪行。之后，他就开始了每周两次的任务报告。他被宣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除了金钱之外，汉森似乎非常享受于以下这些活动：报复联邦调查局、欺骗情报部门以及感受自己的控制力。他曾经告诉过克格勃他讨厌不确定性。间谍的生活赋予了他凌驾于克格勃和联邦调查局之上的权利和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