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生疏的词：老。我最熟悉的词：死。尽管我时常沉思死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想想防老养老的事情。
中国的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中西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此。
人人都知道死是必然的，它是一个我们一出生就通报要来访的客人，现正日夜兼程，一步步靠近我们。可是，当它敲响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突然，怪它是最唐突的不速之客。
其实，爱算不得永恒的主题。人们可能会厌倦于爱，从爱的魅惑中解脱出来。可是，有谁能摆脱死呢？死是永恒的叹息。它正从书架上挤得紧紧的书册的缝隙里透露出来，写这些书和发这些叹息的文豪哲人如今都已经长眠地下，用死的事实把他们的死的叹息送到我们心里。
可怕的不是有，而是无。烦恼是有，寂寞是无。临终的痛苦是有，死后的灭寂是无。
自我意识太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克服对死的恐惧的，他只能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恐惧，即消除对恐惧的恐惧。
许多哲学家都教导：使自己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但有一位哲学家说：我不愿意愿意死。
如果不懂得死的恐怖就是幸福，动物就是最值得羡慕的了。
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看做他的自我的产物。于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的产物的世界却将永远存在。若说他出生之前的世界，尽管也是没有他而永远存在过，他却能够接受，因为那个世界不是他创造的，是与他无关的。
我从来不对临终的痛苦感到恐惧，它是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死后的虚无，那是十足的荒谬，绝对的悖理。而且，恐惧并非来自对这种虚无的思考，而是来自对它的感觉，这种感觉突如其来，常常发生在夜间突然醒来之时。我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这虚无之中，不，我好像一下子消失在这虚无之中，绝对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然后，当我的意识回到当下的现实，我便好像用死过一回的人的眼光看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感觉到了它们的虚幻性。好在虚无感的袭击为数有限，大多数时刻我们沉溺在日常生活的波涛里，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安然活下去。
“我没有死的紧迫感，因为我还年轻。”这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哪怕可以活一万岁，一万年后的死仍然是死。我十几岁考虑死的问题所受的震颤并不亚于今天。
深夜，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是我每天留给自己的一点享受。我突然想到，总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地躺在床上，然而手里没有书，我不能再为自己安排这样的享受，因为临终的时候已经到来……对于我来说，死的思想真是过于明白、过于具体了。既然这个时刻必然会到来，它与眼前的现实又有多大区别呢？一个人自从想到等待着他的是死亡以及死亡之前的黯淡的没有爱和欢乐的老年，从这一刻起，人生的梦就很难使他入迷了。他做着梦，同时却又知道他不过是在做梦，就像我们睡得不踏实时常有的情形一样。
有一回，我脸上长一个疖子，留下了一个疤痕。我对着镜子伤心。转念一想，我平静了：迟早有一天，我的身躯，我的脸，都会在地下腐烂，或烧成一堆灰烬，我为何要为这样一张迟早要毁掉的脸上的一个疤痕伤心呢？
死一视同仁地消灭健康和疾病，美丽和丑陋。对于病者和丑者来说，这竟是一种残酷的慰藉。命运有千万样不公正，最后却归于惟一的万古不移的公正——谁都得死！
但我依然要说：死是最大的不公正。
我躺在床上，决定体会一下死的滋味。我果然成功了。我觉得我不由自主地往下坠。确切地说，是身体在往下坠，灵魂在往上升。不对，无所谓上下。只是在分开，肉体和灵魂在分离，越离越远。过去，我是靠我的灵魂来体会我的肉体的存在，又是靠我的肉体来体会我的灵魂的存在的。现在，由于它们的分离，它们彼此不能感应了，我渐渐既不能体会我的肉体的存在，也不能体会我的灵魂的存在了。它们在彼此分离，同时也就在离我远去，即将消失。我猛然意识到，它们的消失意味着我的消失，而这就是死。我、肉体、灵魂，好像是三个点，当它们重叠时，就形成生命的质点，色浓而清晰；当它们分离时，色调愈来愈淡，终于消失，生命于是解体。我必须阻止它们消失，一使劲，醒过来了。
普罗米修斯把这也算作他的功德之一：“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人类心里，使他们不再预料着死亡。”是的，尽管人人都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预先知道自己死亡的确切日期。但这有什么用呢？我总能指出一个我肯定已经不在人世的日子，而当我置身于这个日子去想现在的一切，我、我所爱的人、因为我而遭受痛苦的人都已不复存在，这一切追求、选择、激情、苦恼是多么无稽。
时间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礼物，而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它然后又带走了一切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
当生命力因疾病或年老而衰竭时，死亡就显得不可怕了。死亡的恐惧来自生命的欲望，而生命的欲望又来自生命力。但死亡本身仍然是可怕的，人到那时只是无力感受这种可怕罢了，而这一点本身又更其可怕。
善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回到家里，宽衣解带，美展现玫瑰色的裸体。进入坟墓，皮肉销蚀，惟有永存的骷髅宣示着真的要义。
活着总是有所遗憾，但最大的遗憾是有一天要死去。
我们拥有的惟一时间是现在。拥有了现在，我们也就拥有了过去和未来。死意味着现在的丧失，同时我们也就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未来，丧失了时间。
我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人人都得死。”
可是，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时而悲观时而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矛盾状态，而到死时，我们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我死后，一切都和我无关了，包括我所爱的人的命运。但是，它却和活着并且思考着我死后情形的这个我有关。以死为理由劝说自己对人生不动情是没有效力的，相反，正因为我爱人生，我才不能做到对死不动情。
“不知老之将至”——老总是不知不觉地到来的。一个人不到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决不肯承认自己老。如果有谁自言其老，千万不要认真附和，那样必定会大大扫他的兴。其实他内心未必当真觉得自己老，才能有这份自言其老的自信。中年与老年之间实在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二十来岁时觉得四五十岁的人老了，自己到了四五十岁，又会觉得四五十岁并不老，六七十岁才是老人。我们不断地把老年的起点往后推移，以便保持自己不老的记录。因此，当死神来临时，我们总是感到突然和委屈：还没有老，怎么就要死了？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像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它来光顾我们就像邻居来串一下门那么容易。所以，许多哲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做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
我相信，每个正常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点悲观主义，一生中有些时候难免会受人生虚无的飘忽感的侵袭。区别在于，有的人被悲观主义的阴影笼罩住了，失却了行动的力量；有的人则以行动抵御悲观主义，为生命争得了或大或小的地盘。悲观主义在理论上是驳不倒的，但生命的实践能消除它的毒害。
一辆卡车朝悬崖猛冲。
“刹车！”乘客惊呼。
司机回过头来，笑着说：“你们不是想逃避死吗？在这人间，谁也逃不脱一死。要逃避死，只有离开人间。跟我去吧！”卡车跌下悬崖。我醒来了，若有所悟。
死是荒谬的，但永生也是荒谬的：你将在这个终有一天熟透了的世界上永远活下去，太阳下不再有新的事物，生活中不再有新的诱惑，而你必须永远忍受这无休止的单调。这是人生的大二律背反。
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想说明什么呢？是的，不死也是荒谬的。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最终剥夺了生的意义的死，一度又是它赋予了生的意义。然而，欲取先予，最终还是剥夺了。
肉体渐渐衰老，灵魂厌恶这衰老的肉体，弃之而走。这时候，死是值得欢迎的了。
可是，肉体衰老岂非一件荒谬的事？
健康的胃不会厌倦进食，健康的肺不会厌倦呼吸，健康的肉体不会厌倦做爱。总之，健全的生命本能不会厌倦日复一日重复的生命活动。我以此论据反驳了所谓永生的厌倦。只要同时赋予不衰的生命力，永生是值得向往的。所谓永生与寂灭的二律背反，也许不过是终将寂灭的人的自我慰藉。
生命是残酷无情的，它本能地厌恶衰老和死亡。当衰老和死亡尚未落到我们自己头上时，我们对于别人包括亲友的衰老和死亡会同情一时，但不会永久哀伤，生命本身催促我们越过我们而前进。因此，当我们自己年老和垂死时，我们理应以宿命的态度忍受孤独，不要去嫉妒和打搅年轻一代的生命欢乐。
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着种种人间事务。我忽发奇想：倘若让亡灵们开会，它们会发怎样的议论？一定比我们超脱豁达。如果让每人都死一次，也许人人会变得像个哲学家。但是，死而复活，死就不成其为死，那一点彻悟又不会有了。
屠格涅夫年老时写道：“当我临死的时候，倘若我还能够思想的话，我将想些什么呢？”回忆，忏悔，恐惧，懊伤？“不……我以为，我将努力不去想——将勉强去思索某些无稽的琐事，只为了从眼前深邃可怕的黑暗里，引开自己的注意。”
真聪明。不知他是否实行了计划。再伟大的作家，也无法为人类留下他临死时思想活动的记录，这毕竟是件可惜的事。
假如我能预知我的死期，到时候我一定不让爱我的人觉察，我要和她一起度过一些最轻松愉快的时光，然后悄悄离开，独自死去。我相信，使我能够忍受生命的终结的东西不是他人对我的爱和关怀，而是我对他人的爱和关怀。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自己即将不存在，已不值得关心，惟一的寄托是自己所爱的并且将继续活下去的人。
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把他死前片刻之间的思想和感觉告诉活着的人。但是，他一旦做到这一点，那思想和感觉大约也是很平常的，给不了人深刻印象。不说出来，反倒保持了一种神秘的魅力。
一个人处在巨大的自然灾难之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譬如爱伦·坡所描写的那个老头被卷入大旋涡底的时候，再来回想社会的沉浮（假如当时他有力量回想的话），就会觉得那是多么空泛，多么微不足道。
据说，临终的人容易宽恕一切。我想这并非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因为在绝对的虚无面前，一切琐屑的往事对于他都真正无所谓了。
死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共同背景。在死的阴郁的背景下，哲学思索人生，宗教超脱人生，艺术眷恋人生。
美感骨子里是忧郁，崇高感骨子里是恐惧。前者是有限者对有限者的哀怜，后者是有限者对无限者的敬畏。死仍然是共同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