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清朝必亡的“小钦差”赵烈文
赵烈文是曾国藩无话不谈、随侍终生的心腹幕僚，在攻打金陵的关键时刻，被派往曾国荃处“救急”，有“小钦差”之称。他还准确预言清朝五十年必亡，曾国藩深表赞同，但无力回天，说自己“希望速死”。
曾国藩自出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务。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随行有专门的车、船，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国藩称这班人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处”。秘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奏、咨、批札，办理书启、文案。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草奏的只管拟奏稿，办批札的只管拟批稿，甚至负责草拟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赵烈文就只代拟涉外奏稿，陈方坦则只代拟与盐务有关的奏折、函札。办理书启的人员不仅负责对来函提出处理意见，还负责代拟复函。为明确责任，处理过的信函，都要盖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国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已复”、“自复”等处理意见和收函时间、编号、办理时间以及“甫方”、“筱”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大约有上百人，有名可稽者只是其中较有地位、名气的那部分，而那些仅任抄写、收发、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人则未留下姓名。在曾国藩上百人的庞大秘书班底里，赵烈文是个十分特别的人物，他随侍曾国藩终生，两人私交甚密，无话不谈，可说是曾国藩的心腹。而他第一次入曾国藩幕府，却因直言湘军“暮气”，两人不欢而散。
赵烈文系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母亲方氏。赵烈文乃次子，少年时代不乐习考试举业，因而三应乡试都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
咸丰五年（1855）底，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多星走云散，离他而去。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他的好友赵烈文。曾国藩四顾茫茫，便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入幕。此时赵烈文正赋闲在家，得书后欣然上路，于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
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令其折服。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时却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之“怫然”，使赵“未便深说”，且自尊心受到损伤，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决心离去。恰在这时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赵即向曾国藩“乞归”。曾也未甚挽留。显然，曾对赵虽颇欣赏，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五天之后，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殆赵向曾辞行，曾国藩定要赵烈文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不愿再说，只以不幸而言中逊辞搪塞。
周凤山原是绿营的千总，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奏调，加入湘军，是湘军陆兵的主要营官之一，在护卫水师、配合作战上立过功。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周凤山会合水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樟树镇。十九日，曾国藩刚将这一“喜报”以奏疏的形式呈送清廷，不料正月初二，太平军又发起进攻，樟树镇得而复失，湘军陆营败溃，营官岳炳荣逃走丰城。
赵烈文是对湘军的弊端发现较早的一位。曾国藩精心操练，亲定营规，倾注了满腔心血，以为湘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打了胜仗，颇为自得。而赵烈文的话虽是直言，但当局者迷，也有损曾国藩的形象和信心。所以曾国藩面露难色，大不高兴。可是，曾国藩又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的人。在事实面前，他勇于承认错误，并立即改变了对赵的看法，但赵去意已坚。尤其是南昌此时已危如累卵，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腊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后来王门岂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朦胧之中似乎看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曾国藩亦描写当时的情形说：“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又说：“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其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