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校完这本书稿，太原的又一个春天就要到了。想起1958年我从北京调来太原工作第一次迈进娘子关时，也正是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只是那时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正值人生之春，而55年后的今天，自己不仅已至垂暮之年，还常被病困所扰，“乍暖”迟觉，“还寒”愈甚。
我是湖南人，20岁以前一直在南方生活、就学和工作（1952年我18岁时就服从组织分配放弃高考，在湖南四中任教）。许多媒体的朋友采访我时，都不无诧异地提起一个问题，你一个南方人，连一句山西话都不会说，怎么就能把黄河、黄土风情的歌词写得这样圆熟，还土得掉“渣”？我常常是笑而不答，因为难以言传。我想，这是宿命，更是缘分。
1958年初，我在北京工作了近两年的《中国航运报》同其他五六家报刊同时停刊了。当时全国好多省都到北京要人支援当地文化建设，山西也在其中。当时我对所有来要人的地区都一无所知，只是特别想到更偏远、更荒僻的地方去干一番自己的事业——那是建国初期很多热血青年真实的愿望和实在的行动。我们报社的社长调到了青海省工作，他点名要我一同去，我欣然同意。但阴差阳错，就在出发前我被调整到了山西太原。从此，我在山西这块土地扎了根，入乡随俗，成家立业，显然也将终其一生。
来太原后我被分配在山西省文化馆的《文化周刊》从事编辑工作。上班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和其他同事一样按编辑部的安排，自带简单的行李下乡，到晋北一带的县、乡、村去组稿和采编稿件，直接深入到了黄河黄土地的最基层——这既是那个年代一本群众文化杂志的工作作风、方法和状态，也是对我这样一个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文化工作者的最早的磨砺和精神的洗礼与浸润。
从少年时代我就酷爱读诗、写诗，但都属自娱自乐，从没有想过投稿发表。1961年初，我第一次把一首诗作贸然地投寄给了《人民日报》，没想到在1961年1月这首诗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而这首诗的标题就是《黄河夜渡》。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就与黄河相关联，我想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的创作和黄河、黄土地的缘分由来已久，早有示喻了呢。
“文革”之前，有些作曲家看了我的诗作曾提议和我合作写词谱曲，我都婉拒了，觉得歌词这种形式很陌生，难以掌握好。打倒“四人帮”后，中国大地，尤其是知识文化界焕发出了压抑积蓄已久的活力和能量，也给我的诗词创作开启了一扇新的门窗。1979年我有感而发，相继写出了《啊，太阳》《月光》《春天我欢呼你的到来》等一批抒发情怀的词作，不曾想在《歌曲》杂志办的歌词阵地上发表后，许多作曲家争相谱曲，全国有十几家报刊、电台登载播放了这些歌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我步入了写歌词的行列，也由此在1982年从工作了20多年的省群众艺术馆调入山西省歌舞剧院从事专业创作。
前面提到过，调到山西省歌舞剧院之前，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下乡，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山西各地的民歌和民歌手，也了解了不少黄河地域的民情风俗。那些真挚、朴实，没有半点矫情和虚饰的民歌不仅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更有丰富多样的表达手法。其语言的简练，比喻的形象、比兴的圆熟充满魅力和感染力，让我倍感亲切和动情，也让我在十几年的光阴中，补上了一个外乡人对山西民歌了解和感悟的一课。
而更为幸运和欣慰的是，当八十年代初我到了山西省歌舞剧院后，碰到了剧院一批有追求、有共识而且在艺术造诣和功力上经过多年积累已臻成熟的艺术家们。他们中既有从歌舞专业提升起来的院领导，也有舞蹈、作曲、演唱等各方面的人才。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艺术创作团队中，我们精诚合作，以己之长，相辅相成，相继推出了“黄河三部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我个人多年来在艺术上的追求与储备得以展示和发挥。纵观这些年发表的诗词作品和电视音乐片，大型综艺晚会的撰稿歌词等，有关黄河黄土地题材的就占有百分之七十之多。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人生的年轮，作品的根须，已和这片土地相存相依。
这本集子终于要付梓了。从2005年筹划出版、呈报，至今已历经数年，其中的曲折和遗憾就不一一赘述了。在此，我要特别谢谢那些为我出书热情相帮的朋友们，你们的亲善让我感念于心。我的妻子刘亚瑜一直以来就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和最坦诚的评判者。这次出书，我因病心力与体力均不支，都是亚瑜在忙碌。从一首首诗词的遴选、修补、分辑、编排到跑出版社商定具体事宜，都是她在操劳。她是山西人，这也归于我和山西的缘分吧。
“走不完的日月过不完的河”，是自然界的常态，而我们人生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黄河水而去。
2013年3月26日于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