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周
由陈吉元和德国何梦笔主编，胡必亮、王晓毅等执笔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共8本，已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丛书的内容是从3个层次上展开的：第一，以村庄为案例，分别考察了《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胡必亮著）、《中国村落的商业传统与企业发展》（李静著）、《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胡必亮、胡顺延著）、《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王晓毅、张军、姚梅著）和《中国乡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王晓毅、朱成堡著）；第二，以乡镇企业为对象，从理论上对《中国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胡必亮、郑红亮著）进行全方位的专题研究；第三，以上述工作为基础，从总体上对“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陈吉元、何梦笔主编）作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探讨。此外，外国学者以《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何梦笔著）为题，对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
在第一个层次上，“丛书”以非正式制度创新为贯穿始终的内在逻辑，将探讨乡村经济与村落文化的5个案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村庄的选择，使之既能反映东、中、西部文化因素的差别，又能代表所在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把三大地带村庄对比研究，以及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对比研究等内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5个案例着重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同时对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村史作了调查和剖析，以提高微观研究的一般意义。研究的组织者做出如此精巧的构思和安排，是值得称道的。在5个案例研究中最使人感兴趣的结论是：
（1）资源禀赋结构及其变动对村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5个案例中，有关陕西省商州市王涧村的农业技术和农产品生产变迁的历史考证，对此做出了极有说服力的解释。此外，既没有资源优势又没有区位优势的山西省原平市屯瓦村，形成了依赖非农就业机会的传统，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还因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和返回家乡而出现劳动力数量的骤减和骤增；地势较低、“十年九灾”的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形成了把剩余劳动力投入利润丰厚且赢利把握较大的工商业，而不是购置田地的传统；人均资源极少的浙江省苍南县项东村，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即使在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就业管制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由资源禀赋结构内生出的经商偏好和相应的文化传统仍然没有完全中断等，也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这一主题。
（2）土地经营权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一般认为，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3种生产要素中，土地经营权集中的难度是最大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对土地依赖性的下降（表现为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份额的下降），样本村内都出现了土地转包，而且土地转包出现得很早（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就出现了），转包形式较多（不仅发生在农户之间，而且发生在村组之间），转包发生率在逐渐提高。一般来说，转包者不是为了获取土地收益权，而是把保留土地使用权作为保险机制，一些收入更高、更稳定的农户已经放弃了承包土地的权利，说明土地的保险作用对他们也不重要了。无论主动将土地归还集体还是私下转包，都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效应。这种变化是今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映射，也是农村发展趋势的预示。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不遏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制度创新，土地集中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3）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形成社区核心成员相互认同的基础。为了财富创造并防止财富外溢，社区通常同时采取接纳互补性人力资本（技术人才）和限制竞争性人力资本（一般劳动力）两种策略。设置进入条件肯定与社区核心成员相互认同（或家族凝聚力、家族制度）有关，但社区核心成员共同的经济利益，以及资源禀赋结构和技术结构决定的就业容量，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村庄是一个容量很小的社区，容纳外界冲击的能力极为有限，设置进入条件对于保证社区经济和社会秩序稳定可能是必要的。村庄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国家的缩微，使研究者有可能把微观剖析和宏观透视贯通起来，进而将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支撑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乡镇企业，第二个层次专门从理论上对其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并得出几个很有意思的结论：①中国在特定的资源、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农工相辅”的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是当今中国乡镇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基础，而“工辅农”的制度或投资机制，是这种制度安排合乎逻辑的延伸。②在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关系”规则、市场规则、行政规则构成三位一体的制度集合。依靠掌握和运用这样一套规则，特别是借助于“关系”规则在提供技术、信息、产品推销和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大大降低企业经营中的交易成本，对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③乡镇企业主要通过规范委托—代理关系，解决两权分离情形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不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
第三个层次以做过系统深入的实地调研的5个村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参照全国一般性的资料，进行综合性较强的理论分析，揭示当代中国村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深层次原因。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是：
（1）传统文化和现代制度可能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王晓毅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社区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家族不仅仍有保持凝聚力的能力，而且传统的家族规则和现代的商业规则可以包容在一起。胡必亮的实证分析发现，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能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张军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社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政府追求的公平原则是通过强制实现的，它关注的是人口或经济活动人口，即人力；社区追求的福利原则是通过诱致性方式实现的，它的诱因是获得号召力，即权力；市场追求的效率原则是通过竞争实现的，与它相对应的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即能力。
（2）村民们以家庭亲属关系构成他们主要的社会活动网络，主要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的经济理性，表面上清晰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只是便于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将经济理性和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参与者都成为赢家的华人社会关系基本模式，使世界上的华人社区都能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虽然在现实当中会有一些例外，但它毕竟是一种特别有解释力的说法。
（3）旨在为社区核心成员提供福利的公共资源或公共资产是社区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是显性的，如掌握在村干部手中，也可能是隐性的，如归对社区活动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家所拥有）的基础，甚至是影响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在现实中，正是为村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和村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诱发出村干部和其他能人向公共资产投资的激励。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公共池塘资源和集体行动，如广东省东莞市雁田村的公田，陕西省商州市王涧村的“百万顷”工程，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资源和活动。
二
“丛书”显著不同于一般的村庄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在5个村庄案例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上的专题研究和理论分析，把微观剖析和宏观分析有机地统一起来，进而使特殊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的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经验也随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目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中国用渐进的改革方式逐步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替代，是产生这种奇迹的关键。然而，用改革方式渐进或激进这样的表层差异，来说明为什么有些转型中经济获得成功，有些没有获得成功，解释力并不太强。按照“丛书”作者提出的形成适宜自己文化和制度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农村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的逻辑，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并非在于一般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而是采用了适宜中国国情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即制度安排。从改革方式渐进或激进这样的表层差异，进入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不同的深层差异中，是“丛书”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很多人都以为并想论证只有在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情形下，非正式制度安排才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背景下，提出非正式制度创新才是最适宜的切入点，是“丛书”做出的另一个理论贡献。循着“丛书”的理论框架可以合乎逻辑地做出如下推论：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是根据利用它协调关系所需支付的交易费用的多寡来衡量的，而与它正式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以村庄这样容量的社区关系网络中，以乡规民约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完全有可能因为它比使用法律这样的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交易费用低而显得更加有效。以社会为视角进行观察，人们形成的关系网络确实是极其复杂的，依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处理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确实力不从心。然而，从具体的家庭（企业）或社区的视角进行观察，它们所涉及的关系网络要简单得多，清晰得多，经济活动的范围越狭窄，内容越简单，关系网络的复杂程度越低，非正式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越有效。所以，非正式制度之所以重要，并非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是它能够节省交易费用。
经济发展是同社会及更广泛的文化变迁紧密联系的。如果忽视了对这种联系的认识和理解，就不可能对历史上发生的变化做出深刻的分析与判断。基于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丛书”采用的以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其变化为主线，通过村庄特别是对乡镇企业行为的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方法，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自数百年前中国打开国门以来，外来文化对中国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依据之一。但是也毋庸讳言，随着接受并推崇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越来越多，轻视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将历史较为悠久的农村文化和制度安排视为落后，而将更接近于现代的城市文化和制度安排视为先进，成为一种影响力趋增的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文化的“根”为切入点探寻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勇气。
在中国，是农村和农民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是农村和农民缓解了“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政治动荡，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农村和农民借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巨大的潜在生产力释放出来，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和劳动力转移等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使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什么农村和农民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为什么被贬为素质低的农民在城市找到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而被褒为素质高的城市工人却在乞求救济？为什么经历了数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安排反而更具有生命力？为什么把一度被当做“落后”而遭谴责的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现代化过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才真正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没有先验的西方文化一定更优的意识形态作祟，就没有理由不进行冷静的思考。从理论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供借用的技术储备越来越多，后起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的机会应该越来越多，所需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为什么在现实中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的国家如此少，进入的过程如此艰难呢？原因肯定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显露在表层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上的差异很容易被观察到，而隐藏在深层的文化和制度中的差异却不容易被察觉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国家，支撑其发展变化的制度、文化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不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简单地应用国外发展经验所得到的一些规范，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模仿前苏联模式不可能获得成功，模仿欧美模式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化的“根”为切入点探寻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范或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之所以接受行为规范或制度，是因为它能够减少人们互动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被广泛接受的行为规范会越完善，渗透面也会越大，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丛书”的实证分析也表明，简化关系网络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效果，是中国村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并朝着社区本位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式制度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替代物，会在采用非正式制度协调人们关系的交易费用太高的情形下诱发出来，所以随着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内容增多和关系网络的复杂程度提高，正式制度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然而，如果非正式制度能够不断创新，使之一直保持有效状态，根植于中华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就将长期存在而不会完全被正式制度所替代。强调制度和文化存在重大差异，绝不意味着要排斥已经获得成功的外国经验。作为后起国家，我们需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同时需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把它们整合到中华文化和制度体系中。可以肯定，既然我们有能力将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和现代契约、法律关系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就同样有能力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创造出依靠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又一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文化的“根”为切入点探寻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成功。
在中国，以村庄作为透视中国的切入点的做法早就出现了。但是，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并结合一般性的资料作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探讨，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融会贯通在一起，将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是“丛书”在方法论上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此外，“丛书”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追求一种扎实、科学的研究风范，在一个解释力很强的理论框架下开展多层次的合作，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方法。
三
金无足赤，“丛书”也不可能例外。比如，以“关系”这样可以感受却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概括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沟通、交流、信任、互助、共济和认同的总和，似乎就不是最确切的经济学术语。用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界定，以示它与建立在现代契约和法律关系上的沟通、交流、信任、互助、共济和认同的区别，或许更便于理解一些。
（原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