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既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与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又参与了氢弹原理突破、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与组织领导；既是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创始人，又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在这些璀璨的“桂冠”背后，殊不知，他还与浙江大学拥有一段特殊的渊源。
与浙大结下特殊渊源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却朝气蓬勃，精神愉快，拥有深浓的学术风气，浙大由此而拥有‘东方剑桥’的雅称……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1936年，王淦昌应竺可桢的邀请，前往浙江大学任教。1940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迁至贵州遵义。一年之后，浙江大学理学院又从遵义迁至湄潭。在遵义、湄潭期间，王淦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均投向一个焦点——中微子存在的研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将自己的见解撰写成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并于1941年10月13日寄向美国。《物理评论》深知此篇论文的重要性，且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刊出。仅仅在五个月期间，美国物理学家就在1942年6月的《物理评论》上发表出《一个中微子存在实验证据》的报告。在报告的前言中，艾伦明确表示，他是依照王淦昌论文中所提出的建议而完成这一实验的。后来，王淦昌又提出艾伦实验过程中探测中微子的方法，于是，它便在无形中被物理界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就这样，“王淦昌-艾伦实验”在短时间内就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关注，并提出该实验“或许还没有一个完全确定性的方法检测单个中微子，但中微子却能将众多已知事实关联起来”的唯一假说。
一直以来，王淦昌总是梦想着中国人能够探测到中微子的存在，并渴望能够将这项研究进行到底。于是，他就将这一希望寄托于自己的两位弟子，并向他们讲道：“如果沿着我的思路继续做下去，就有可能最终找到中微子，而最终找到中微子的人，将会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的两位弟子并没有沿着他指定的道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毕竟当时的实验条件过于简陋，而实验物理的重大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的实验实施，而不仅仅只是高深的理论与空洞的方法。其后，中微子的存在由美国物理学家莱茵斯与考恩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得以最终证实，也由此获得199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王淦昌并没有实现亲自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梦想，但他所做出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的肯定与认可。
1952年，由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在浙江大学工作16年之久的王淦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大校园。在这方肥沃的土地上，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进行科学研究，对国内外的科学进展情况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另外，他在核物理方面有所突破，还培养出诸如叶笃、程开甲、李政道等世界级科学家。在晚年，每当回忆起浙大的生活，尤其是西迁遵义、湄潭的生活时，他总会满怀深情地说道：“虽然当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却朝气蓬勃，精神愉快，拥有深浓的学术风气，浙大由此而拥有‘东方剑桥’的雅称……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淦昌亲自参与并领导中国的核试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不仅被誉为中国的“奧本海默”，还被中共中央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的光荣称号。
王淦昌既是科研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又是浙江大学饯行“求是”精神的具体楷模。他那广博精湛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所追求的；他那热爱祖国、献身科学、质朴谦逊、胸怀坦荡的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