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统计与比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角度对阎锡山“绥西屯垦”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全过程考察，并对其所引发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书对“绥西屯垦”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
（1）“绥西屯垦”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其一，绥西地区丰厚的自然条件与悠久的开发历史为“绥西屯垦”创造了条件；绥西地区与山西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可分离之关系为阎锡山在绥西组织屯垦提供了便利因素。其二，放垦蒙地是国民党政府贯彻始终的对蒙政策，鼓励放垦蒙旗土地的政策与舆论为“绥西屯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三，阎锡山“造产救国”的主张促成了“绥西屯垦”的产生。其四，“绥西屯垦”是积极响应国民党编遣军队政策的需要。其五，“绥西屯垦”是顺应抗日需求、充实西北边防的举措。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绥西屯垦”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系列复杂的自然、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2）阎锡山进行“绥西屯垦”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阎锡山实行屯垦之初，是以为编余官兵寻找出路，以“发展生产”相号召的。然而，事实上到了大规模屯垦时期，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其屯垦部队并非真由裁军过后之编余人员编成，而是成建制之部队集体改编。其一，以屯垦为掩护，佯称裁军，虚晃一枪，实则只是名称的改变。既可向上应付，进一步作出不扩充武力，专心于经济建设，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又可不削弱已有之军事力量，保有军事上之优势。其二，偷梁换柱，以建制部队屯垦戍边，使军事与生产相结合，一方面使纯消费之部队，变为生产之部队，在军事之余发展生产，减少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则借屯垦之名，以重兵进驻绥省边界地区，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进一步向东西扩展，进而取得宁夏、察哈尔。其三，阎锡山这样做还有一个秘不可宣的意图。如果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屯垦部队的编成是以王靖国之70师为主体的，这是阎锡山在绥远用来与傅作义相抗衡的一步棋。原来，由于商震的离晋，阎锡山对晋南派之傅作义的戒心也越来越严重。傅作义虽说是晋派军阀，但被蒋介石所拉拢器重。傅作义接任绥远省主席后，阎锡山心存猜忌。在“绥西屯垦”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阎锡山与傅作义之间的权力之争，傅作义在绥远地区基层建立的乡政权被屯垦队夺了权，不能发挥作用。为了掣肘傅作义（当然大敌当前之时，也不排除其国防上的意义），钳制其在绥远地区的活动，巩固和扩大他在绥远的统治范围，阎锡山在以赵承绶之骑兵驻于绥东的同时，又以屯垦的名义，让王靖国代理督办职务，将其亲信部队王靖国之70师调至绥西，名正言顺地常驻绥远。这样，傅作义即使有异，也绝难实现。直到1942年傅作义整编屯垦军队后，阎锡山的势力才被挤出绥远地区。
（3）“绥西屯垦”给绥西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及负面影响。政治层面：设立乡公所，干涉地方行政；与当地土豪劣绅相互勾结，欺压百姓。经济方面：掠夺当地资源，并为阎锡山建立起雄厚的经济基础。屯垦官兵借助军队与政权的威力，不仅强占蒙旗土地进行转租夺利；而且在绥西普遍种植鸦片，牟取暴利。此外，屯垦消费合作社发行的支付券与阎锡山开设的银号也捞到了高额利润。阎锡山的屯垦政策不仅为他自己积累了大量资本，而且给屯垦官兵开辟了发财致富的途径。
（4）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的，“绥西屯垦”也不例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方面，还是对社会、屯垦部队、垦区人民，“绥西屯垦”都影响巨大。对阎锡山政权的稳定所起的作用：稳定粮食基地、优抚老、弱兵等；对民族融合的作用；对西北开发、后套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引进并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提倡新式农具、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兴修水利、修公路、设学校、办医院、建新村，组织物资供应等；加强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对社会而言，“绥西屯垦”安定、繁荣边陲，巩固国防，增加生产，解决民生问题，诱起内地人民移植兴趣，调剂内地人口过剩，消弭社会隐忧于未然，增进财源，充裕国库；对屯垦部队而言，“绥西屯垦”化兵为农，节省军费，免除军人的失业恐慌；对垦区人民而言，“绥西屯垦”做到剿匪清乡的彻底成功，为地方建设作保障。从这些方面看，“绥西屯垦”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绥西屯垦”事业本身，一方面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利益，有利于加强边陲建设；另一方面也给官僚资本集聚财源开拓了道路。“绥西屯垦”给绥西地区及其人民带来严重后果和影响的同时，也加速了该地区的发展进程，加强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