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德国法西斯的战车横扫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等西欧各国，法国投降，英国被迫退出欧洲大陆。同时，英、法在东亚方面希望暂时缓和与日本的敌对，以作进一步的妥协。日本在欧洲战局急剧变化、德国法西斯军队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西方诸国无力东顾之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南下太平洋，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在国内，为达此目的，日本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军事迫降和经济逼降，扬言“北攻西安、中取重庆、南下昆明”，于5月1日，集中了驻鄂、湘、豫三省的兵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战役，并以宜昌为基地，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同时，威胁英、法封锁了中国两条重要的西南交通线，使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51%。另一方面，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政治诱降，于1940年3月在南京策划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妥协投降的暗流一时间甚嚣尘上。
在国共关系上，国民党顽固派不惜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不断制造摩擦，于1939年底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遏制华北内战危机，八路军被迫自卫还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摩擦战。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谣言。为了争取中间势力，“反摩擦战役”之后，八路军“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
在华北，1939年以来，日军为了将华北作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大肆修筑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两年间共修复和新建铁路2374公里，新建公路1.56万公里、碉堡炮楼据点2749个，并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摧残和破坏。
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点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地，还筑有一些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自吹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与此同时，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到1940年7月，日军对华北1000人以上的“扫荡”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50万人左右。其中1至2万人的“扫荡”有7次，3万人以上的“扫荡”有2次，还有1次6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为了进一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振奋国人信心，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影响全国抗战局势，给日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1940年8月，在山西距武乡县城94华里的东部山区砖壁村，由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和左权副参谋长指挥了对华北日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日军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即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我军中心任务是开展交通破击战，破坏与截断华北敌军全部交通，重点破坏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中心任务是继续扩大第一阶段之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而重点则在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抗日根据地中之敌伪据点。这段时间里，我军主要进行了涞（源）灵（丘）战役、榆（社）辽（县）战役。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百团大战中参战部队共有105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辖39个团，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辖46个团，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辖20个团，约20多万人，连同游击队、民兵等总共40余万人。
这次战役波及晋、冀、察（哈尔）、绥（远）、热（河）、豫、鲁等华北省区，战线全长2500余公里，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投入部队之多，都是空前的。袭敌目标以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主，共9个师团12个步兵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计27万人，另有华北伪军14万人。我军发动这么大的战役，日军事先是毫无所知，可想我军的保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