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2年1月18日，农历辛已年腊月初二，至2011年1月18日，便满69周岁了，如以农历虚岁计，便年届古稀。其实虚岁不虚，因为人的生命发生应以母孕之日算起，农历虚岁的计法更符合实际些。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是他自己。对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标准显然很高，难以企及。孔子70岁左右时，伤心之事颇多，他能做到既“从心所欲”，又“不逾矩”，不愧为万世师表、先哲至圣。我乃凡人，岁近七秩，虽难做到“从心”而“不逾矩”，但所欲还是有的，不仅现在有，人生的每个年龄段都有：少年求知、青年择业、中年图强，以及结婚、生子等等，犹如唱戏，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及至暮年，赋闲在家，这角色便有了大的变化。身为党之儿、母之子、妻之夫、人之友、子之父、孙之祖，在这中兴盛世里，自己不但颐享天伦之乐，同时还承担着家庭和社会的一份责任。
作为党之儿，我们这代人虽然位卑，却常常忧国忧民、品评国是。随着祖国富强、民族复兴，我们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为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感到焦虑和不安。于是便有了拙作《书题朔州建市二十周年》、《戏议》、《答孟学农》、《清明》等诗；作为母之子，便要躬尽孝道。晚年尚能侍父侍母，乃人生幸事，也是最为重要的功课，务求做好，切莫遗憾终身。《侍母诗志》和《祭母文》等诗，便是儿子对母亲，犹如小草对春晖般的一片情意。作为人之友，其中的内容更为丰富，有些年龄相仿的老友离开人世了，我要真诚地送他们一程，为他们歌功颂德，更有新圈子里的新朋友，有待自己去相交、相知。这便有了《悼薛军》、《悼钟声扬》、《书赠李树庭》、《和马友》、《和乔领》等诗。我深感友情之可贵，并觉得人在少时和老时所交之友更为纯粹，弥足珍贵，这大概是其中少了功利色彩的缘故。作为妻之夫、儿之父、孙之祖，我仅祈望家和安康，后辈们做人做事，坚持雅操，茁壮成长，平安一生，于是有了婆婆妈妈的《生日述怀》等诗。及至晚年，身体尚好，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浏览名胜古迹，也是幸事。因为有了点阅历，这浏览便有了新的视角，感受的深度和年轻时也有所不同。于是便有了对南阳诸葛的微词，对灵山佛宫的质疑，对洛阳牡丹花的新解等诗。至于书法，如果说以往自己的努力主要是走进毛体的话，那么，现在自己正挣扎着从毛体走出。似毛非毛，形成自己的毛体风格。这话似乎说大了，但作为一个努力方向还是可以的。毛书万象，雄奇险正。我在自己的《毛体千字文手卷》的《序言》中曾经写道，毛泽东是中国书法史上将书法艺术与书者个性、社会实践三者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书法的社会功能推向极致的第一人。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或曰对书法艺术所昭示的方向具有颠覆性质：这就是书法艺术应该从文人孤芳自赏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融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毛泽东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儿女共享的精神财富。欣赏毛书，其气势恢弘的刚阳之气不仅可以陶冶性情，还能给人以力量和信心。当今书坛、当今社会，实在太需要这方面的精神营养了。古人云“诗言志”、“书者，心之迹也”。如果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点划线条中读出点什么来，或引起共鸣，或持异议，或有所启迪，或引以为训，那便是对老夫莫大的鞭策和鼓励了。
时人盛行祝寿，我则不以为然。人生在世，能够平安、健康地活到七、八十，甚至更长，全赖天地的覆载之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诲之恩、亲友的关照之恩。此时此刻，更应该敬畏和感谢上苍及上述所有的人才是。在下编著本书，便有此意。2008年底，我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书集《翰墨情深》，本书则是继前书之后，汇集了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间的诗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诗书皆不工，谬误在所难免，总算一份心意，敬送给尊敬的师长、亲朋好友以及所有支持、关心和影响过自己工作和成长的人，聊表感谢之情。同时，也是于七秩之年，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自得其乐，不亦悦乎！
本书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诸多同志和友人的鼓励和协助。难得武汉名士、资深毛泽东书法研究专家、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庭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尹世明、赵承亮、赵学文、丁天顺、贾根龙、李德刚、李喜长等同志不但给予热情鼓励，还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李冰、李喜长精心拍照；李英伟、刘晓南设计、排版；张永梅、郑舒怡打印文稿；樊伟强、刘晓露反复校对；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在文同志热情联系出版事宜；三晋出版社的落馥香、薛勇强等同志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刘增民
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