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并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缮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教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绷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忽，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技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另一种说法是，陈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万应灵药风油精倒入伤口。）陈毅病得象得了舞蹈病似的挥身发抖，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事情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
龚楚是留下来的重要的指挥员之一。他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和军区主要卫戌部队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一九二五年五月。龚楚杀死该团政委，与广东军阀取得联系，接受了暗杀陈毅和项英的任务。为了取得陈毅对他的信任，龚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油山附近同国民党部队假装打了一仗，接着，龚截住了陈毅部队的五个战士，指望能在他们带领下找到油山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其中四个人设法跑掉了，最后—个叫胡小华的被抓住。龚向他道歉，诡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周先生和刘先生”（陈毅和项英的代号）报告。胡小华带着龚朝着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定去，走到离哨兵不远时大声喊道：“这些人是反动派”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哨兵开枪发出警告，龚和他的人吓得撤腿逃跑了。
陈毅和项英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们必须不断转移以摆脱国民党。龚楚企图诱使他们陷入圈套时，他们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希望通过他们和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陈毅急于同红军主力取得联系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冬险些中计。一名地下交通员带来消息，说打入大庾山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陈海收到了中央委员会来的来信，要求把它转交给陈毅。
尽管项英表示反对，陈毅仍决定亲自去见陈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陈海的住处，一位妇女正在洗衣服。陈向她打听陈海是否在家。这位妇女没有抬头，边洗边答道：“他去团部了。”陈毅以为她说的是“他去糖铺了”，因为设在城外的糖果铺确是一个地下联络点。当他走到这家铺子跟前时，发现大门紧闭，上面贴着封条。一位老人让他赶快离开，并说陈海已叛变，正带着部队在抓人。
当陈毅还在县城的时候，陈海就已带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击队总部，希望能截住陈毅。陈丕显和杨尚奎好不容易才摆脱敌人藏到山顶的灌木丛中。故人在山里搜了两个小时，然后放火烧山。大火烧掉了游击队的营地，火苗离藏在密林中的游击队员越来越近。突然，老天下了一场雷阵雨，把火浇灭了。
陈毅从大庾脱身后。在返回梅岭基地的路上又遇到一队国民党巡逻兵。他们拦住他不放，陈毅表示抗议，说自己在县城教书，是到乡下来买茶的——这个地区的茶很有名。一名国民党军官看出陈毅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便走过来对士兵的出言不逊表示道歉，然后要和陈毅讨论文学问题。陈毅怕暴露自己，看到路旁有个厕所，急中生智，便借口肚子痛跑了进去。巡逻队耐心地等着，待最后去厕所找他时，发现人已不在了。
陈毅爬上山回到总部时天色已黑。大火烧毁了一切，周围一片废墟，看不见一个人影。他不相信游击队已被消灭，开始四处寻找，边走边高声喊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出来吧。”周围静悄悄，没有一点动静。他接着喊道；“听听我的口音，我是老刘，你们难道听不出来？快出来，咱们一道离开这个地方！”这次成功了，一个哨兵终于听出了他的声音。不久，队伍集合起来，向更安全的地点出发。后来，陈毅说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带来的雷阵雨救了他们的命。
国民党有时还搜山。一九三六年春，当地的国民党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组织一万农民，带上火柴、刀和粮食，搜山七天。如有违者，格杀勿论。
搜山开始后，二三百名农民编成一组，后面跟着一连国民党士兵。他们上山时，又喊又唱。有一个组的任务是放火烧山，他们故意失脚掉进河沟，把国民党士兵也带进水里，结果火柴全湿了。
到了第三天，农民开始抱怨，说家里无人照看，他们一哄而散，搜山就此结束。
但是，游击队暂时不能在村里筹粮了。他们靠吃野杨梅、竹笋、芭蕉、石鸡和蛇生活。蛇被看作是一种美味，夜间打着灯抓起来很容易。另一种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里有许多山羊、野猪，还有豹和老虎，都是极佳的野味，但游击队害怕引起注意不敢放枪。
油山、大庾山和梅岭地区的游击战旷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结束了长征，所有其他红军部队也都陆续到达陕北。但这里的游击队仍在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结果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正式停战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对陈毅、项英和三百名衣衫滥褛的男女游击战士（这些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数千人中的幸存者）来说，事情没有任何变化。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的某个时候，陈毅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才开始减轻对油山的压力。
最后，陈毅悄悄地下山来到大庾和赣州，和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进行了交谈。他们说会谈必须在更高一级进行。于是项英前往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博古。消息得到了证实，的确建立了统一战线。然而山里的战斗却仍在进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来到广东边隅山区某地一个游击队岗哨身边，轿子后面跟着一些国民党卫兵。下轿的先生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呢子礼帽，上身穿着红军制服，脚上是一双黑皮鞋，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墨镜。
付完轿夫的脚钱，打发走国民党卫兵，他上山来到游击队总部，拿出由政委项英签名的介绍信，信中介绍来人是“陈毅”。游击队弄不明白的是，如果来人确是陈毅，他怎么坐上了轿子，还带着国民党卫兵呢？
仅仅两个月前。这里来过一位绅士，自称是党派来的联络员。可是此人一到，国民党袭击队就跟着摸了上来。
这次是否又是个骗局呢？他们不能粗心大意。他们立刻把陈毅带走，加派了岗哨。陈毅告诉他们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抗日了。说了好几遍，游击队仍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要他坦白。接着，他们把他捆起来，关在隔壁房间，然后争论起来。陈毅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当他听到他们决定要杀他时，他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第二天，许多人把陈毅团团围住，公审大会即将开始，生命危在旦夕。这时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旱烟袋。陈毅认出来他是游击队的老队长，名叫谭余保。
“你是谭同志吗？”陈毅问道。
“谁是你的同志？”谭反驳道，“你投降了国民党，你是叛徒！”陈毅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是党组织派他来的。
“什么党？”谭厉声问道，“是国民党吧？我认识你，我在井冈山听过你讲话。当时你讲的是革命道理，可你如今干了些什么呢？你要是不坦白，我就砍掉你的脑袋！”两人吵了起来。陈毅说必须联合国民党抗日，谭说他完全赞成抗日，但不想和国民党来往。
谭余保怒形于色地喊道：“你们知识分子全是一帮机会主义者。三年来我没有听到你的任何消息，你干什么去了？”陈毅建议派人去南昌找项英或去武汉找叶剑英核实。
最后，谭让陈毅走开，但没有给他松绑。谭长叹一声：“我的天！这个叛徒可真难对付。”两人私下又谈了一下，谭最后同意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先不枪毙陈毅。
四天后，交通回来了，带回来的文件证明这个陈毅是真陈毅，党目前的路线和陈毅讲的完全一致。
谭余保不禁痛哭起来，他说：“我们整整三年无法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红军走了三年了，你不知道在这里坚持斗争有多困难！”他给陈毅松了绑，两人坐下来，谈起各自如何死里逃生的经历，一直谈到天亮。然而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只不过是以后生死斗争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