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粟酒或调好的杜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中，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档的法国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助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土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逃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掀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人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谣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频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干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恩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麦了）和装在藤篮里的两只逼罗猫上了火车。她决心设法把这两只猫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儿去。火车上挤满了人。同车的还有一位孕妇。昆明市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上了车。洛克博士也在车上，他考虑到由于他身体虚弱，他的书籍和文物又是无价之宝，所以决定这次拿着所能带走的东西一起离开昆明。火车在滂沱大雨中扑哧扑哧地向北越的东京开去。
昆明对“赤匪”的恐惧不亚于贵阳，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卫能力更为虚弱。市内只有五百名当地的民团。如果共产党想拿下昆明，他们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象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于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
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章里都说蒋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留在贵阳，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然后才离开贵阳。与许多人的报道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并没有在昆明吓得半死，也没有沿着法国铁路仓皇逃往河内。蒋介石离开贵阳后。去的是成都。
毛为渡过金沙江向北突围，极为小心地做了一切准备。红军大体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挺进，部分原因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薛岳率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在黔西摆下了阻截的阵势。
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共一百二十英里宽的地带进入云南。
进入云南后，毛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保卫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来了民团，尽管这些民团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红军的对手。
毛把第一、三军团调入云南。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当红军总部向昆明以东六十英里的马龙前进时，空中出现了一中队国民党飞机。这些飞机没有扔炸弹，在东边消失了。红军指挥官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国民党没有料到红军正深入云南腹地。不久，周恩来及其警卫看到从昆明方向开来三辆卡车。扬起一片尘土。他们一直开到红军队伍面前。直到周原来命令部队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才惊慌失措，停了下来。车队是云南军阀龙云派往国民党将军薛岳驻地去的。应薛岳的要求，车队给他送去云南地形图。龙云本来想派飞机送，但是驾驶员正好病了，于是他改用卡车送。车里还装了食品——云腿，同美国的史密斯费尔德火腿差不多，被视为中国最好的火腿，此外还有医药用品，都是给薛将军的礼物。现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毛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订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正如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这与毛所爱读的《三国演义》一书的某些战争情节十分相似。英雄人物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给他的地图的帮助下才征服云南的。（原文如此——译注）扼守乌江北岸的第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同进入云南的大多数红军部队一样，第九军团遇到的困难少得惊人，因为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一百零五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会泽）。东川离金曲江二十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他们把杨县长和当地的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云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六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云南省博物馆的徐继涛对我说：“红军这下可发大财了。”
一、三军团的主力向北挺进，而五军团同往常一样担任后卫。毛派了精锐的干部团赶在前面抢占了金沙江往南拐入云南的第一个渡口。
关键任务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毛交给他的任务是对他的能力的最大考验。这一任务是使龙云、薛岳、蒋介石相信红军的目标是攻克昆明。林彪必须率领部队尽量逼近昆明，仿佛真的要拿下昆明。调给林彪的是整整一个师的第一流部队共六个团，据估计近一万人。
林彪从贵州的兴义进入云南，稍稍南进后，即从东南方向插向昆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昆明以东八英里处的大板桥。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林彪部队的侦察兵从山上可以看到昆明。昆明城内一片惊慌，外国人的女眷仓促逃往北越的东京。林彪在大板桥一带停住脚，以使昆明更加惊恐，同时也让急行军后的部队稍事休息。与此同时，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已于同一天到达金沙江边，他们派一个特遣组到江对岸寻找适合的登陆点。就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毛完成了渡江计划的部署。第一军团在最南的渡口龙街渡江，第三军团在东北方下游三十至四十英里处的洪门渡江；然后干部团在皎平渡渡江，他们已在渡口附近进行侦察。五月三日，干部团拿下了皎平渡。同一天，林彪收到毛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停止对昆明的佯攻，尽快回师金沙江。并说，如果五月七日前还到达不了，最高指挥部便无法保证仍能守住渡口。
林彪的部队按照命令，以空前的速度行军，同时仍装着要进攻昆明。他们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二十英里的富民。昆明城内的惊慌情绪依然有增无减。龙云不断调部队增援昆明。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向南直奔昆明，而不是向西朝金沙江前进。
当时没有公路，没有今天这种两旁种着按树（最初是英国人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的柏油路。山坡上的桉树还没有成林。当战士们翻山进入云贵高原时，看到漫山遍野全是异常红艳的罂粟花，如今这里到了春季则是小麦一片金黄。做鸦片用的罂粟是云南的财源，红军没收了大量鸦片。在农村，鸦片同粮食一样重要。红军把鸦片当钱花，用它换给养，或者干脆分给农民，心想反正这也是农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解放初期，人民共和国继续遇到了这个可怕的鸦片问题。于是禁止种罂粟，还尽一切努力医治吸鸦片者。虽然进行了说服、教育、治疗和惩罚，但还是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残部造成的土匪问题也不能一下子解决，他们躲在深山里，靠做鸦片生意为生，一直呆到五十年代初。
林彪把追兵远远地甩在后面，向北前进，五月三日晚到达元谋，金沙江已近在咫尺。他的部队从大板桥出发后四十八小时内走了一百英里。林彪的部队行军速度极快，不少战士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动，结果落在后头，其中许多入被国民党抓获就地枪毙。
金沙江附近一带道路十分崎岖。甚至到现在离金沙江大转弯处二十英里之内还没有一条南来的道路。如果长征老干部或历史学家想重访这一昔日的战场的话，他们也只能步行或骑骡子。
第二天，林彪继续前进，抵达指定渡江地点龙街。他在那里遇到了困难：没有船，江面很宽，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桥，很快就被江水冲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队到皎平渡，这样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岭行军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由于进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从西藏运出来的草药、藏药、金银丝细工饰品也从这里摆渡。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产自金沙江沿岸的金砂矿，金沙江自古以来就因出产沙金和块金而闻名）、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为江水在这里大转弯，方向都给弄乱了）有一个骡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时。约有二十名商贩带着驮马和骡子在这里歇脚。他们的货物己运到江边。等云南那边的车队渡过江来，同他们做买卖。
这家骡马大店是洪门场村张胜四弟兄中的老大开的。他的弟弟张朝满一九八四年时已七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壮，行动矫捷，肌肉发达，只是有点谢顶。他坐在位于四川一侧能够俯视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阳台上，同我谈起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发生的事：
有一天，几个人找到他，这些人原来是干部团的宣传队员，正在找渡船。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消灭地主劣绅的，现在想找船准备渡江。十年后我们还要回来把地分给你们。”张说，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他们一再表示需要船只和艄公。张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说无法搞到船。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
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砰砰”地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刚搜查完税务所，红军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领一块银元的工钱和一块银元的奖金。如果愿意要鸦片，一天可以领五两。大一点的船一次可运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运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钟时间。每条船都编了号，还指派了船长。
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五十英尺处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圆石（现在还在那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燃起大堆大堆的簧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他们为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二十英尺。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在这里，毛婉转地批评了警卫员陈昌奉，因为他没有抓紧去找一块能当桌子用的木板。警卫员为毛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再铺上一条毯子，这便是毛的床了。砂石墙上钉不进钉子，所以警卫员无法把毛的地图挂到墙上。
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第三军团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门（现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派了先头部队十三团过江，但是江水冲走了浮桥。周恩来命令他们转移到龙街第一军团那里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第一军团发现那边也没法过江。
于是，第一、三军团的主力都转到较平渡过江。五月七日，第三军团渡江完毕；五月八日，第一军团渡江完毕。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约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皎平渡以南的禄劝县阻击着吴奇伟率领的一个近一万人的国民党师。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
第九军团仍在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到五月六日才抵达位于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树节渡，并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沪沽同主力部队会合。
五月三日，干部团渡江后几小时内就把从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奉命出发，攀登离上岸处不远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直达坡顶。坡上是一块长长的冲积平原，有好几个橄榄球场那样宽，地上到处是玄武岩和花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篮球或垒球那么大。左边是险峻的石山，右边是通向较平渡的悬崖。许多人都记得这么一句民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悬崖边的小路窄到两个人都难以并肩前进。
就是壮实小伙子也很难在这种山路上连续行军。红军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另一片高地。这里一半是石头，一半长着青草，拾头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就在眼前，“狮子头”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视整个高地。山岩上，国民党军队早就筑好了阵地，以逸待劳，正等着向干部团开火。干部团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着又渡江和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已经累得半死。险峻的“狮于山”看来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红军战士开始冲锋，敌人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沉重的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缮缮缮”，向敌人冲去。国民党的一营人是地方部队，他们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山路越来越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七百英尺高的悬崖。山路迂回曲折，盘旋上升。他们爬呀，爬览览览得肌肉酸痛，两腿发软。烈日当空，照得左侧的山岩如火炙人。战士们汗都流干了，一些人脱水了。尽管如此，他们又咬牙前进了七至八英里，接着是一段弯弯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飞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镇就是通安。守敌业已逃走，红军先头部队在镇上等候，但是既见不到后续部队，又见不到增援部队，他们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狮子山，筑起一道防线待命。对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戎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对五十年后步行追索他们足迹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毛泽东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指挥部队架起机关枪，保护后卫部队不受迅速赶来的敌人的最后袭击。同时，他们把大船全都带到红军这边的江岸，然后，割断绳索让船随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冲走了。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块银元。红军没有赔偿船主的损失。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八十块银元的赔偿。
红军一走，许多艄公就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惨遭迫害。张家老大被捕，挨了毒打，还罚款二百八十元。包括张朝满在内的其他三兄弟都跑了，没有被国民党抓住。
红军全部安全渡江并将所有船只破坏之后，刘伯承骑上马，迅速登上山路，准备迎接下一个战斗。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逐，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该忽略；红军在云南各地均得到群众的支持，地方部队又不肯卖力作战，地方官吏对红军常抱同情态度。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在他看来，贵州王家烈的遭遇是前车之鉴。王家烈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威信扫地。蒋介石曾向他提出，他可以在黔军司令和贵州省省长两个职务中选一个，但不能兼任。王家烈选择当司令。蒋介石接着便唆使王的部下要求增加军饷。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蒋介石趁机解除了他的职务，调他去军事学院，另外委任了一名傀儡取而代之。龙云不想让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龙云收到香港一些有影响人士的代表打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云南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批注，“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龙云未以全力对付红军，可能与这封电报有关。
穿越粤、桂两省的边远地区时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疑虑以及保住自己地盘的想法，使共产党在关键的战役中得到了无形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