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动机的内容与基本目的的关系，其重要性各不相同。一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对爱的欲望的间接的表达，在此种情况下，这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被当作爽口之物，或它仅仅引起偶然的食欲，这种欲望则相对弱得多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的欲望的表面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被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后面的更本质的东西。
心理病是由挫伤重要的需要导致的，而不会由挫伤不重要的需要引起的。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病理论都必须以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者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挫伤基本需要或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不完整需要时，才会致病。
已经满足的需要的作用已经多次指出，我们的需要通常是在占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满足因而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或者组织作用。例如，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不再有尊重、爱、安全等需要。他只可能在一种几乎是玄学的意义上被认为有这类需要：一个吃饱的人有食欲，或者一个装满的瓶子有空隙。如果我们的兴趣仅在于什么东西实际上正在促动我们，而不在于什么东西已经、将要或者可能促动我们，那么，一个满足了的需要就不是促动因素。对于所有已经完全不存在、完全消失了的实际目的，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在我所了解的每一种动机理论中，它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否定。
极为健康、正常、幸运的人没有性、饥饿、安全、爱、名誉或自尊的需要，只有在具有短暂威胁的偶然时刻，它们才会出现。如果要作补充，我们也必须断言，病理反应能力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例如巴宾斯基的研究，因为人的神经系统一旦遭到破坏，这些反应就会出现。
这样考虑导致一个惊人的结论：人只要任何一个基本需要受到挫折，就可以把他想像为病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者无机物的人称为病人。谁会否认爱的匮乏不如维生素的匮乏重要呢？既然我们了解爱的匮乏的致病作用，谁能说我们倾向于价值问题的方式比医生诊断和治疗皮肤病或者坏血病时更不科学、更不合逻辑呢？一个健康者根本上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
如果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他突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缺盐症或者缺钙症一样，他肯定有病。如果我们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我们还必须公正地正视人与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定义一个明确含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受挫折的人应该被看作病人，而且这种基本需要的挫折完全由这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那么这个人的疾病完全源于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因此，我们就该这样给良好或者健康的社会下定义：它通过满足人的所有基本需要来允许人的最高意图出现。
如果这一论点显得不突出或模糊，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变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要出现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达到目的的手段可能最终成为满足本身，那时，它们与最初的起源只有记忆中的联系。人们可能最终会需要它们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