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坛地位迅速提升的同时，年轻作家的思想、生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雨果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父母长期的不和中，3个孩子，尤其是欧仁和雨果始终在母亲身边，即使在母亲去世后，他们与父亲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欧仁的病使父子间紧张的关系产生了松动。
在关键时刻，还是父亲和还算通情达理的后母给了欧仁温暖。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欧仁的病情有所好转。可是过不多久就又重新复发，医生甚至警告，说欧仁的病情之严重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鉴于小城的医疗条件有限，莱奥波德将军不得不带着欧仁返回巴黎并已在巴黎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次相聚使雨果有了一次充分享受天伦之乐和与父亲从精神层面上相互沟通的机会。
过去，威风凛凛、总是摆着一副严肃脸孔的父亲使孩子们产生一种天然的敌意。现在，当逐渐步人老迈的父亲宽容、随和地出现在眼前，巧妙地暗示孩子们应该对他宽容怜悯、应该为他昔日的军功自豪时，雨果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亲情被唤醒了。他强烈地感觉到，父亲远比印象中的形象可爱。
在父亲与儿子的通信中先是谈到欧仁，继而又谈到父亲想恢复职务、晋升军阶的愿望。雨果承担了这个任务，并打算从夏多勃里昂那儿为父亲谋个大使职位。他也支持父亲写回忆录，并让拉德沃卡书店出版。
利益有效地增强了感情。莱奥波德将军有两个目的：依靠这个受宠于宫廷的儿子，让儿子们承认新的雨果夫人。照他的说法，她是“你们的继母”。
事实上，雨果的头一个儿子难产出世以后，显得十分衰弱，将军和夫人便把孩子的母亲接到布卢瓦，住在他们新近买下的宽敞的白色住宅里。阿黛尔还为婆婆绣了一顶便帽。
随着对父亲了解的增多，雨果的政治立场产生了质的变化。与父亲关系的改善使雨果对于1893年的革命，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有了重大的改变。不管怎么说，拿破仑是以法国的名义去与同盟国打仗。他感觉到，作为一个法国作家，歌颂那些在弗里特里茨，在莫斯科甚至在滑铁卢倒下的战士，肯定要比歌颂那些皇家来来去去的过客要有意思得多。
1825年，在雨果度过自己23岁生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由极端的君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根本转变。
同时，雨果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书商为《新颂歌集》支付的2000法郎版费；二是雨果父亲每月寄来的一笔款项；三是虽然年迈的路易十八已经过世，雨果仍然受着宫廷的宠幸，能够得到一笔特别补贴。
正是基于这种改善，1824年，年轻夫妇在沃吉拉尔街租了一处住所，每年租费650法郎。虽然新的寓所并不宽敞，但这回他们总算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安乐窝，而这个安乐窝很快就成了当时法国最活跃最具实力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圣土，连当时已被提名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的拉马丁，也对雨果的安乐窝表示了衷心的推崇。从此，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1825年4月，宽厚的莱奥波德将军再次邀请年轻夫妇到布卢瓦做客，年轻夫妇欣然从命。由于正受着宫廷的宠幸，雨果从邮政局长那里弄到了一辆轿式马车。莱奥波德将军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特意赶到驿站迎接可爱的下一代。看着父亲慈祥的笑容，雨果的心里感觉妙极了。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国王决定赏赐雨果先生和拉马丁先生各一枚荣誉团勋章，并且盛情邀请作家参加他的加冕典礼。雨果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当然，更加激动的还是莱奥波德将军。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23岁时就挂起了让自己终生企盼的勋章，即便他是久经沙场的将军也不能不热泪盈眶。
加冕典礼庄重、热烈、珠光宝气。雨果在大典上即兴创作了《查理十世加冕歌》。查理十世接见了面呈颂诗的雨果，命令皇家印刷厂以最精美的装帧出版颂诗，并且立即册封他的父亲——那个已经退休了10年的帝国将军为陆军中将。
雨果大喜过望。在此之前，为了父亲的退休金和册封他不知费了多少脑筋，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想不到一个如此棘手的问题，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在雨果的生命历程上，如果说有某一个阶段是他最幸福的时光，那肯定应该归之为1826年至1828年这几年。
1826年，年轻夫妇的儿子查理·雨果出生，婴儿的降生使得原来的房屋显得更加狭小了，于是他们在圣母德桑街租了一所独处的院落。
在那里，雨果的家仍然是高朋满座，仍然是意气风发。虽然这时候的雨果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但他在诗歌创作及其技巧上的见解，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成熟，并且越来越为文坛上的文学家们所认可。
在1827年，奥地利使馆举行舞会，前帝国时期的几位元帅都接到了邀请。到了门前，元帅们向守门人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拿破仑封赏给他们的爵号：塔朗托公爵、达尔马提亚公爵、特雷维茨公爵、列佐公爵。
可是，看门人却有意把他们分别报成了麦克唐纳元帅、苏尔特元帅、莫蒂埃元帅、乌迫诺元帅。作为看门人，他的职责只不过也就是重复一下宾客自己提供的名片而已，他是没有权力自由发挥的。随意删掉那些元帅的爵位，显然，这是他的主人在向法国人表示，他们根本不屑提及拿破仑封赏的爵位。这是对于法国领袖的一种蔑视。
元帅们于是被彻底激怒了，连门也没有进就叫来马车扬长而去。得罪了这些“公爵”可不是闹着玩的。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坏消息迅速传到了巴黎。看门人的行为激怒了巴黎，也自然而然地激怒了在父亲影响下正在向拿破仑靠拢的雨果。于是，雨果写了一首《旺多姆广场铜柱颂》大加讽刺的诗歌。
他在这首诗中写道：
不，法兰西还活着！听到这种耻辱，
青年一代一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各党派赶紧停止一切内部纷争吧！
愤怒的烈火中烧，大家要振臂而呼，
拿起武器，法兰西！
旺代人正在滑铁卢的石头上磨刀霍霍……
奥地利枉然地编制着骗人的套索，
想让两个法兰西巨人低下高傲的头颅。
历史用几个世纪建立了万神之殿，
日耳曼双头秃鹰耸立的地方伤痕累累，
查理大帝只留下一只酒杯，
另一只就在拿破仑的手里……
我怎能沉默，我！因为战斗伟业，
而使自己的名字万古流芳者的后裔，
我听见易战中飘扬的战旗“哗哗”响，
摇篮上的喇叭曾给我把英雄业绩歌唱，
父老的剑柄是我儿时的玩具，
那时我虽是孩子，就已经是战士！
不，弟兄们，法兰西前程辉煌！
我们从高峰被推下可悲的泥塘，
在远征中我们的意志得到培养。
让我们把祖国的荣辱记在心上，
战士的后代，祖国的赤子，
要善于珍惜父辈的荣光！
《旺多姆广场铜柱颂》使雨果最终完成了从君主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他成了波拿巴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代言人，也成了法国文坛自由主义集团拉马丁、维尼、雨果三巨头中最具冲击力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