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19日凌晨3时，夜黑如墨，寒风如刀。一阵电话铃声响起，王亚樵从睡梦中惊醒，摸出枕头下的“掌中宝”，手腕使劲一抖，子弹上膛。
他定了定神，电话铃仍在响着。“不是梦！”
王亚瑛按着电话手柄，看着夜光表，一声不吭。
多年的暗杀生涯，让王亚樵养成了不轻易接听电话、以防暴露行踪的习惯。
电话铃响了几声，挂死；过了两分钟，又响了几声，再挂死。
“是自己人！”王亚瑛嘀咕了一句。
“是。”王亚樵应了一声。
当年，还没有直拨电话，所有电话都要经过总机接转，才能拨响。王亚樵特意设置了两次铃声间隔两分钟，作为自己人电话联系的秘密信号，知道者，仅有王述樵、郑抱真、朱大刚等极少数亲信。
等电话再次响起，王亚瑛拿起了话机手柄，听筒里传出郑抱真焦急的声音：“不好啦，王乐平王先生被人刺杀了。呜呜呜……常先生让九哥赶紧去王府走一趟，有要事相商。”
“知道啦。”说罢，她就把电话挂了。
随后，两个人穿上衣服。王亚瑛先下楼，过了五六分钟，王亚樵从楼上的玻璃窗看见她把轿车已经发动，才锁门下来。
黑色的福特牌轿车朝着法租界疾驶。王亚樵紧皱双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与王乐平的战斗情谊——
王乐平是山东诸城人。1884年12月8日，出生在一个耕读世家。父亲王纪龙是晚清举人。18岁那年，王乐平考取秀才；1906年，考入山东高等学堂，经老师丁惟汾 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被学校开除；辛亥革命时，他在登州、黄县、青州、诸城等地组织起义，并担任革命军司令；民国成立后，他受山东革命党人的委托，进京谒见孙中山，后受孙中山派遣，赴烟台军政府担任秘书长；“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率领山东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迫使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总理龚心湛等接见请愿代表，为取得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做出了贡献。他还在议会上以确凿证据提出动议，弹劾镇压民众爱国运动、侵吞军费300万元的山东督军张树元，取得胜利，轰动一时；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王乐平是孙中山指派的山东代表，并在一届一中全会上被委任为山东临时委员会筹备员，返回山东建立国民党组织；4月，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在济南成立，王乐平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1926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关内，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不准船只驶入。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两艘奉舰驶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国民军奋起还击。次日，日本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北平、天津人民群情激愤，组织大游行，强烈抗议外国侵略。日本政府纠合英、美、法等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否则，“决采取必要之手段”。同时，各国在大沽海面集结20多艘军舰，实行武力威胁。
北京人民忍无可忍，于3月18日上午10时，5000多名市民、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由共产党员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担任主席。会后，由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3号）请愿。下午1点半钟，游行请愿队伍在国务院大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选派王乐平等5人作为代表，进入国务院交涉。政府卫队未接到执政府命令，突然开枪，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群，北大学生张仲超、黄克人、李家珍，燕京大学的魏士毅等47人被打死，王乐平等150多人受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接到报告，深为震惊，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仰天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从此，不沾荤腥，开始食素，以表示对杀戮学生的深深忏悔。
8月31日，北伐军挥师武汉，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一周后，相继攻克汉阳、汉口。吴佩孚龟缩在武昌城内，凭借城高墙厚负隅顽抗。两次攻城，均告失败。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攻城敢死队队长曹渊等191名官兵血染沙场。随后，北伐军改变战术，由强攻变成围困。
武昌城，修建于三国时期，“依山傍江，凭墉藉险”，九座城门，固若金汤。10月10日凌晨，北伐军发起总攻前夕，为了使生灵免遭涂炭，王乐平主动请缨，前往西门，与城内守军第三师参谋长贺对廷 谈判，利用山东老乡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贺对廷幡然省悟，洞开城门，北伐军兵不血刃，占领武昌。随后，贺部改编为北伐军第一混成旅，贺对廷担任旅长。王乐平的胆识再次赢得天下人的钦佩。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后，蒋介石渐露独裁面目，高唱“一个国家应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南京出现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做部长”的专制局面，受到社会各界批评，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年冬天，王乐平与陈公博、柏文蔚、常恒芳、顾孟余、王法勤、朱霁青、郭春涛、赵铁桥等人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以汪精卫为领袖，提出“打倒独裁，实行民主”等口号。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总负责人为陈公博，内设组织、宣传、总务三部，王乐平负责组织部。陈公博在《革命评论》上发表评论，谩骂蒋政府是“生殖器政府”，痛斥包庇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言辞泼辣，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1929年1月，陈公博去了法国，王乐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改组派迅速发展壮大，浙、苏、鲁等16个省市以及日本、越南、法国、香港等地，相继建立了支部，拥有一万多名会员，声势浩大，公然挑战政府权威，蒋介石犹如眼中揉沙，心中十分纠结。
经常恒芳介绍，王乐平认识了王亚樵，两个人无话不谈，成为知己。王亚樵素来就爱结交反蒋人士，对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王乐平更是亲上加亲，并配合改组派，多次组织上海工人开展反蒋活动。蒋介石对“二王”恨之入骨，前不久，从内部传出风声，蒋介石亲拟了一个十个人的“黑名单”，责令上海南市公安局长陈希曾 负责执行，常恒芳、王乐平、王亚樵等“榜上有名”。大家相互提醒，加强防范，而王乐平则毫无畏惧地说：“自从跟随孙总理干革命，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蒋该死’有种，他就亲自来！他以为我们是吓唬大的？”但是，为安全起见，在朋友们的规劝下，他已经不在二楼会议室会客，也不接待不太熟悉的人士。同志们商议事情，都改在三楼拐角处的一间密室里进行。
“谁泄露了机密呢？”王亚樵颇感困惑。
四十多分钟后，王亚樵来到了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卢湾区茂名南路）314号。王府是一个三层楼的弄堂洋房，后门直通霞飞坊（今淮海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