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和军方是这样，石油系统内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思想仍处在封闭和陈旧观念的时代，人们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外国人，内心存有恐惧和仇视感。这也难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饱受了外国侵略者的百年压迫和屈辱，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帜下，过得虽说苦一点，但却是没有人欺负，精神上扬眉吐气的日子。现在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又想来“掠夺”，民族自尊和爱国感情使他们无法接受和理解对外开放的意义及真心实意地在自己的家门口和日常生活中接纳洋人为友。
摆脱陈旧观念，消除心理上仇视洋人的习惯势力，这是秦文彩他们展开与外国公司合作海上找油之路更为艰巨的事，甚至并不比与洋人马拉松式的谈判简单和轻松。
有些事，让秦文彩和具体管事的中方海洋石油工作人员更加操心、闹心，甚至烦心。
按照合同，中外双方在正式施工时，都是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实施具体勘探工作的。由于受“宁左毋右”等思想的影响，总认为对外国人的态度越厉害越说明自己“爱国”，在谈价格时抬得越高越是“爱国行为”。比如外国公司需要租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室，每天要收五六元钱，这个价格比当时广州的东方宾馆还贵。合资公司里的外国雇员都是穿着西装上班，中方为了使合资公司里的工作人员服装整齐，便发放了制装费。但有些干部坚持要穿自己的工作服和旧衣服，说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所在”。法国公司因工作需要雇用了几十名中国服务人员，包括司机、搬运工等，可这些“中国工人阶级”一见外国管理人员管他们时，就瞪眼耍脾气，反而责问人家：“在我们的国土上，你洋人有什么可神气的？”“我是这里的主人，你管得着吗？”甚至公开辱骂对方。有人出面想制止这种行为，则被骂成是“洋人的走狗”、“拍侵略者的马屁”。
“岂有此理！”多少回秦文彩一听这样的汇报，便愤然而起，可“岂有此理”的事何止这些。
转眼又是新一年的9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办公桌上，又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一篇题为《在海洋石油勘探局工作的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其内容再次让总书记震怒。
真是岂有此理！只见总书记神色凝重地疾笔挥动，写下了这样一段批示：
……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的事，看了之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要开创新局面，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面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为空谈！
又是什么“可恶”的事让总书记如此震怒？原来，这份新华社内参，反映了日本石油公司在我国天津的渤海地区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工作中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比如石油部在塘沽的海洋勘探局工作区域，许多地方也被列入了“军事禁区”，参与中日、中法海洋石油合作项目的外国人，每次出出进进，都必须到天津外办、公安局、警务区等单位办通行证，且手续繁琐复杂，有时要等很长时间，使外方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工作。海洋石油局希望有关方面将“军事禁区”的牌子挪动一下，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五十年代就定下的禁区，谁想移动哪怕是一米，也得报批。
比如，美国船级公司的检验师要经常去大港上古林的石油部某公司检验导管架部件，由塘沽经盐场去那儿的公路往返需一个半小时。但因为这条路不让外国人走，所以只能绕天津而行，结果要多跑上五个小时。“每天我应该工作八个小时，可现在实际上只能干两个小时还不到，你们中国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低效率？”美国检验师发牢骚道。
再比如，某石油勘探生活基地附近有一排部队的电线杆。因为外国石油公司的专家每天上下班要在电线杆下的公路上经过，有关单位就找到石油海洋局，要求他们出钱把电线杆移位一百米。“否则就可能有外国人窃听电话。”
荒唐的事远不止这些。摆在秦文彩等人面前的怪事有些听了以后会捧腹大笑，但却件件真实有据。在南海的英国BP石油公司与我国签订了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之后，按照国际惯例，他们通过招标，与中国华威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谁知合同签订没几天，突然有一天《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这一合同为“非法合同”，而宣布这一消息的是中国南海石油服务公司。
“简直是乱弹琴！”秦文彩和中海油总部的人看完这则消息，又气又好笑。后来一了解情况是：南海石油服务公司头头，自认为自己的公司在广东是“石油老大”，所以在这里的外国石油公司有什么好的项目，就必须给自己，否则就是“非法”。这位南海石油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以这样的理由，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此宣布了英国BP公司与华威公司的合同为“非法”。
“荒唐可笑！”这事后来反映到了国务院领导那里，总理亲自过问，并请一位副秘书长同广东省领导协调后才算平息了这场让外国人怎么也弄不懂的风波。
凡此种种，一件件看似怪事奇事，却都是对外开放他们需要攻克的一座座碉堡和必须铺平的坎坷之路。
如何在保证中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使外国公司能够按照合同，在中国海域顺利地开展工作；如何使外国专家和雇员能够在中国的领地上正常工作和生活；又如何使中国自己的公司在服务承包中尽可能地获得机会；如何使我们的队伍在与外国公司合同中学到本领、和我们的法规法则与国际惯例如何接轨等等问题，此时此刻，无时不在秦文彩等中国海洋石油开拓者与组织者的脑海里闪动着、思考着。这其间，秦文彩等在石油部党组的统一领导下，遵照中央定下的对外合作的大政方针，开始围绕如何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与制定工作……
“我的头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发白的。”秦文彩抚摸着满头板寸银丝，如此感慨地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来之不易啊！我记得为了建一个专用码头，光在北京，我出面就跑了40多个部门，到底磕了多少个头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为制定一部与外国公司合作的《标准合同》，我们几十位专家，用了十几个月时间，方方面面征求意见，跑遍了几十个国家的石油公司，一次次比照、推敲，……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难度。但再难，历史的车轮仍在快速向前，我们这些具体干活的人，就是凭着一股革命激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本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对外合作一步步往前推进。这中间，真得感谢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为在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碰到绕不开的难题时，最后几乎都是由小平同志亲自出面、亲自拍板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与高效的工作作风，也是根本保证。但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全局的问题，光靠上面决心大还不行，下面也得积极主动。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许多配套政策不健全，资金又十分紧缺。这个时候，发挥下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我们搞海上石油对外合作项目，过去国家根本没有搞过，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新的，与旧体制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怎么办？你要等政策，等资金齐了再干，机会就可能全部失去了，工作无法有进展。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动性和主动性，没有钱，就争取政策上的支持，有了这，我们等于就啥都有了……”秦文彩列举了中国海洋石油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系列战略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证实了他的这一体会和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业待兴，而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异常错综复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时每推进一项新的工作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对外合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常常可笑而又真实。秦文彩笑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的与“老外”合作的八年，并不比当年当“八路”时与小鬼子打仗的八年抗战轻松。
“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辛勤没有白费。当年我们所研究和制定出的中国石油对外合作的许多法规制度，包括管理理念、技术标准、经营模式甚至是成本核算、效益统计等方面，直至现今，仍然被继续和沿袭下来。这就是我常说的在对外开放、对外合作中有两大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一是锻炼和提高自己的队伍，二是搭建我们通向世界的平台……”
秦文彩的目的都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