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三百多年的混乱与分裂，隋唐相继建立起统一王朝，盛世气象随之沓来。频繁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皇室的热情赞助，此时的中国艺术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达到了辉煌的境地。艺术开始逐渐从政治与宗教的教化工具中分离出来，独立为愉悦感官的艺术欣赏品，满足于观者的视觉享受。
城市、建筑和陵墓
作为那个时代世界文明中心之一，隋唐两朝的都城长安在秦汉旧城基础上加以扩建，至唐时已经发展成为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面积达83平方公里的大型国际性大都会。长安城布局仍承前制，采用规整对称的全封闭式设计，建有宫城、皇城、外郭三大部分。宫城由太极宫、东宫及掖庭宫组成，位于南北中轴线北端，为城中之城，是皇室办公、居住之所；皇城建于宫城南面，为官府所在；厚度为9至12米的土墙组成外郭城垣。
与汉长安城“宫室与百姓杂居”不同，唐长安城将皇城与宫城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心，在皇城以南的其余地带建有方正相交的棋盘形街道分割坊里， 一派“十里长街市连井”的繁荣景象。以朱雀大街为界，两边各半，共110坊，作为百姓生活居住之处，形成了北宫南市的城市格局，为大唐兴盛的重要文化景观之一。
长安城内宫殿建筑极其华丽，其中尤以建于贞观八年（634年）的大明宫为最。该宫殿位于长安外龙首原上，大朝含元殿、日朝宣政殿、常朝紫宸殿沿中轴线南北分布。含元殿为正殿，宽11间，为门形平面建筑群，皇权至上的意识贯穿整个布局：75米长的龙尾道在前开路，左右两侧翔鸾、栖凤两阁于旁护驾。此外，三组宫殿两侧还修有对称的楼阁殿宇若干，以衬托主殿的大气磅礴。宫北为园林区，掘有太液池，池中置蓬莱山，供帝王后妃嬉戏游玩。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在大兴城建造了大兴苑，隋阳帝后来在东都洛阳建造了西苑。西苑方圆百里，人工湖中仿汉代皇家园林筑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唐长安宫殿外建有御苑三处，城东还有芙蓉园，城外有禁苑。这些园林占地广阔，或临自然水系，或开凿湖泊，旁有楼、台、亭、阁，广植花卉树木。北宋的园林集中在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两地。著名的皇家苑囿有金明池、良岳和琼林苑。金明池有明显的中轴线，布局规整。艮岳设计巧妙，山水环抱，园内有大量从江南运来的山石、名花。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载西京洛阳有名园24个。洛阳的花圃园林众多，因而有“花城”之称。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悠闲自得之风弥漫着整个社会，私人花园开始增多，园林建筑兴盛起来。与前朝歌功颂德、拜佛求天不同，隋唐时代的园林建筑不拘泥于形式与规模，也不追求华丽精致、气势恢弘，只求怡情养性、洗练性灵。如宋之问的蓝田别业、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皆简洁别致，以亲近自然陶冶情趣为鹄的。
选太湖石堆砌假山为隋唐时期园林建筑的一大特色，假山的形制依据个人喜好来塑造，或圆润秀丽，或尖锐挺拔，或如凤如虬，或如鬼如兽，三山五岳似在其中，人工雕砌与自然创造融为一体，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在这小小园林中一一展现。
唐代陵墓大多利用地形，依山为陵，基本承袭汉制：封土平面呈方形，下大上小，状如覆斗。陵墓规制巨大，布局严谨：雄伟的墓冢前立灵亭、献殿和东西二阁，周边筑起方城，方城四角建角楼，四面立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门，其中朱雀门外修有长达数里的神道，按不等距离于神道上安置三对土阙，象征三重宫门，神道两侧陈列有石人石马石华表，将整个陵墓衬托得更加肃穆、神秘、威严。
唐朝皇室陵墓大多分布在当时政治中心长安北面诸县，皇帝陵墓在长安附近有18座，俗称“唐十八陵”，其中以昭陵与乾陵为陵墓艺术的杰出代表。
唐太宗在世时依九山修建昭陵，由阎立德主持，画家阎立本也参与了其中设计。陵区周长六十公里，占地约三万多亩，山前有献殿、朱雀门，东西有青龙门和白虎门，后有陵寝、北阙及玄武门。此外还有诸王、公主、嫔妃、功臣的陪葬墓达167座，其规模之巨为史上仅有。
置于昭陵北阙的六骏浮雕完整地展现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命匠师将在开国战争中乘骑过的六匹骏马制成石屏式浮雕，并亲自撰词，欧阳询书写，嵌于北阙下，史称“昭陵六骏”。六骏原来次序为：东侧为飒露紫、拳毛★、白蹄乌；西侧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分别呈侍立、徐行、奔驰等姿态，立体感极强。其中飒露紫刻画了战马为矢所中，勇士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形。丘行恭镇定沉着，做拔箭前屏息停滞状，战马肩颈高耸，身体后倾，强忍剧痛温驯地配合，生动地展现了主从间的密切关系。可惜此浮雕连同拳毛★一并于1914年被盗卖出国，国人只得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去一睹其风姿。
乾陵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尽管其内外两重城的宏伟建筑早已塌毁，但保存完整设计精美的神道石刻至今仍具珍贵的艺术价值。陵前石刻至南朝已初成规制：石兽于前，石柱其后，石碑殿后，六件石刻呈对称布局。至唐乾陵始以石人石马列于神道两侧：方城四门外均有石狮一对，玄武门另有石马一对，朱雀门另石人一对。神道自南而北有：华表一对，翼马1对，朱雀一对，石马五对（各有奚官一人）、石臣十对，外族酋长六十。气势雄伟的神道仪仗自此形成定制，此后的十六座唐陵纷纷仿效，陵前石刻艺术渐渐发展至佳境。
寺庙和石窟雕塑
隋唐时期为宗教艺术的全盛时代，佛寺建筑遍布全国，据时人统计，多达四千余所。但因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皆为框架式木结构，经历上千年的沧桑岁月与无数次的战火兵燹，绝大多数建筑已经毁坏无存。20世纪初几位日本学者，甚至公开宣称，“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这一狂妄臆断终于在七七事变前夕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推翻。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证实了这对建筑学家所持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
这座千年古刹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高踞山腰，后世翻修较少，较好地保存了原貌。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梁思成语），为典型的唐代建筑。殿内外柱上有宏大的斗拱承托上部梁架和平缓起翘的屋檐。殿前基址较高，为梯田式，有片石砌筑，其上筑以台基。正殿向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形制。殿内建一偌大佛坛，正中置有三座主佛，二十余尊侍者、力神环而立之，犹如一众仙之林。此殿雄浑壮丽，稳健巍峨，为现存唐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
隋唐为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尽管唐朝统治者因与道教创始人李耳同姓，特别推崇道教，然而佛教在当时宗教信仰领域中的支柱性地位也未曾撼动。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安定与富足，痛苦与呻吟渐为乐观与希望所代替，人们对宗教的狂热崇拜也渐化为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因而佛教形象的世俗化成为隋唐石窟的重要特色。隋唐石窟遍布全国，其中以甘肃、河南、四川等地最具代表性。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的鼎盛时期，敦煌莫高窟现存492窟，其中隋窟70，唐窟238，占近五分之三强。隋与初唐时期的石窟多承袭北朝末的“支提窟”形制：中央立四方龛柱，柱前及左右各凿一佛龛；后期石窟则发展成新殿堂式：多数呈方形覆斗状顶，后壁凿出佛龛，所有佛像集中置于龛中，犹如一小殿堂，故而得名。
莫高窟彩塑技艺至唐朝发展至高峰，浓厚的生活气息，丰富的动作表情，将艺术美与现实美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塑像组群通常为一主佛、二罗汉、二菩萨、二供养天、二天王、二力士，还有被踩在天王脚下的小鬼。主佛为组群核心，多体态丰腴，面慈目祥；罗汉有二：因规制较少，故形象多变，个性更为鲜明，老者迦叶或豁达博识或持重老成，少者阿难或神气通达或天真聪颖；菩萨多以少女形象出现，头梳高髻，袒胸露臂，虽妩媚艳丽，却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孔武有力的天王与不怒而威的力士展现出一种强力之美。
龙门石窟的造像热潮随着北魏王朝政治中心的南移而沉寂一时，至唐代又再次活跃，总数为2100个洞窟中，唐朝窟龛就占了三分之二，形成了龙门石窟的第二次开凿高潮。其中以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几个大窟为代表。
位于龙门西山南山腰的奉先寺始建于咸亨三年（672年），所传唐高宗为唐太宗追福所修，为龙门中规模最大、设计最严密的露天大窟，是唐代石雕艺术的代表。佛龛东西深约38.7米，南北宽33.5米，本尊为卢舍那佛像，高约17.14米，坐于双重莲瓣形的须弥座上，双唇微抿，似笑非笑，神圣而慈祥，可亲又不可近，既有女性温柔特征，又有男性雄健气势，将人性与佛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本尊左右依次为迦叶（已毁）、阿难、二菩萨及天王力士。阿难通高10米，立于仰覆莲座上，外形朴实，五官清秀，神态恭敬；二菩萨身高13米，左者立于八角形方座之上，装扮精美，体态婀娜，右者立于仰覆莲座之上，服饰类似，动作略带刚劲之美；天王力士通高10米，天王左手叉腰，右手托塔，表情威严，力士两目圆睁，阔嘴微张，肌肉暴凸，令人生畏。
由于道教在四川一带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该地的造像大都是佛、道杂糅，特色鲜明。四川安岳的卧佛院造像1600余尊，最大的卧佛长达23米，为释迦牟尼涅像，是唐德宗贞元年间遗物。此像呈头东脚西横卧状，两手平伸，双目合闭，神态安详；20余尊弟子、菩萨表情各异，环绕本尊呈众星拱月之势。该地还有一处玄妙观有造像1293尊，以道教内容为主体进行雕塑，就全国而言此类造像委实不多，值得重视。
陶瓷、金属、丝织工艺
盛世所带来的安定与兴旺给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空间，各式手工业作坊林立街头巷尾，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质量不断提高，陶瓷、金属以及丝织工艺至唐出现飞速发展的繁荣景象。
隋代尽管享国不长，但依据现今出土广泛的隋代瓷器来看，青瓷为生产的主流，其生产仍对唐陶的发展累积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如在制陶工艺方面，更全面地掌握了釉料中铁元素的性能，大量地采用白色护胎釉等等。
唐代瓷器以青瓷、白瓷以及三彩瓷成就最高，其中成就最卓著者当首推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铅釉器的总称，是一种低温挂釉陶器，以白色黏土作胎，先入窟以100℃烧成陶坯，再用多种矿物元素作为着色剂进行上彩，最后再以90℃烧制即成。由于工匠基本熟练地掌握了金属釉的呈色规律，所制成的唐三彩色泽艳丽，绚彩夺目，不仅深受国内达官贵人的青睐，还远销至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驰名中外。
青瓷在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出产青瓷的窑址较多，如浙江的越窑、江西的洪州窑、广东的潮安窑以及四川的青羊宫窑等，自此，瓷器开始以窑口所在地为名。其中以越州出产的瓷器属青瓷中成就最高者。越窑青瓷在五代时被称做“秘色瓷”，色泽盈润呈半透明状，胎骨细密，叩之清脆有声。
白瓷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北方诸地，与青瓷生产集中于南方各省形成对比，故而形成了唐代制瓷业的一大特点，即通常所称的“南青北白”。与越州青瓷地位相当的当数河北内丘县的邢窑白瓷了，其胎体细薄，釉色白净，器形精致，受时人喜爱，唐代中期“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经济的发达给奢侈用品的出现与发展带来了先机，在富贵人家争奇斗富的狂风中，金银器的制作在这样的昌盛年代里特别受到重视。迄今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达上千余件，其中1970年10月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窑藏中的金银器达250件，据推断为王府遗物，大多制作精美，技艺卓绝。其中一件为鎏金舞马御杯纹银壶，造型为皮囊形制，采用部分鎏金技法，壶两面各有一马，呈后足跪卧前足支撑状，马颈飘带与马尾迎风飘荡，再现宫廷舞马优雅身姿，金色马身与银色壶体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