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儿时的祖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套七进的大宅院，每一进中间都有一个天井，周围一圈都是房子，再一进又是同样的结构。那是祖父的家产。祖父当时住在第四进，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天井，还有水井和一片竹子、两棵桂花树。父亲和伯伯、叔叔住在那一进的两层楼，父母的房子就在祖父隔壁。我小时候读书、睡觉的地方就在井边，面对竹林。
在家里的男孩子当中，我是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最小的一个是弟弟。小时候我是家里最活跃的一个。伯父、叔叔都跟我讲过，有一次祖父母带着一大家人照全家福，当时我年龄最小，可人家一说照相，我就自己端个小板凳往相机前面一坐。照片出来一看，就我坐在第一排。
我的名字中第二个字为什么是“一”呢？按我的辈分和家族排序，父亲是“昭”辈的，我是“明”辈的，我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应该是“明”。但因为从小身体不好，父亲又信佛，对佛教研究挺深的，他就向一个老和尚请教，和尚建议给我改个名字，所以，我现在的名字就是他们起的。把“明”变成“一”，意寓好过，这孩子好活。
小学以前我身体非常差，老生一种当时认为是怪病的腹膜炎，那时候这个病是没有救的，死亡率基本是百分之百，这都是长大以后母亲告诉我的。那我是谁救的呢？日本医生。
日本人在福州办了一家医院，过去美国、日本都在福州办有医院。虽然是侵略者，但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也还是要治病救人的。我父亲因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语言上跟他们很好沟通，我就住进了日本人的医院，由他们治了很长时间才痊愈。
当时，日本医院有一种专门治这种病的药，在我的腹部涂上很多药膏，然后用纱布裹起来，还要经常换药，同时再吃一种内服药，就这样一边吃药一边外敷，才把这个病治好。医生说我实属万幸，因为在当时，那是一种非常难治的病，其实就是一种感染。可是怎么会感染呢？
据母亲说，在过去的大家族里，办丧事是非常隆重的，一七、二七直到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出殡。祖父去世的时候，一大家人都在围着这件事转，就把我和几个小一点儿的孩子托付给保姆照管，结果着凉生了病，后来就感染了。实际上腹膜炎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炎症，搁在现在有抗生素就没事儿了，可那时还没有抗生素。
由于小时候身体不好，家里对我的照顾也就比较多，我上学不是太早，不像现在小孩子六七岁就上学。我开始是在家里学习，父母亲有空就教我点儿东西，幼稚园也是好几天才去一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幼稚园我大概上了有一年，其实就在里面待了几天，主要在家里玩，自己看书学习。家里的书很多，喜欢什么看什么。所以，我小学一、二、三年级都没念，一上学就是四年级，那时候我大概八岁。可能因为家里的启蒙教育比较早，小人书、小说也看了不少，所以，上学并不感到难，但是读书的成绩不是太好，因为我贪玩儿，不是一个很愿意读书的人，喜欢到处乱跑、到处玩、乱看书，什么小说都拿来看。刚上初一，《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名著就开始看了，很多字都不认识，没有字典，也没有人教我，就这么看。不长时间几部名著都看完了。
家族的同辈人当中，我也算大的，上面有一个堂哥，非常有学问，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学电讯的，但他和我岁数相差比较大；还有一个堂哥没什么学问，不读书，做生意的，也玩不到一起。下来在男孩子中间就数我大了。我整天就领着一帮堂弟、堂妹，白天看点《西游记》什么的，晚上就给他们讲，印象非常深。
小学、初中读书的成绩虽然不是很靠前，但课外活动比较多，自己爱好也比较多，愿意看各种各样的杂书，数学、小说什么都看。父亲也不像过去那种老学究，把孩子管得很严，整天板着脸让你读书，念不好还要打手掌。他完全相反，完全是西方那种民主自由的教育方法，他只给你提供条件，让你生活得非常好，其他的让你自由发展。
家里书一大堆，很多外文书、技术书、文学书、数学书、几何书，要啥有啥。我父亲主张孩子们应该自由发展，你喜欢什么就看什么，喜欢什么就发展什么，慢慢就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所以他也不太管我们，从来不会规定：你今年必须看多少书、学什么课本、写多少文章，只是规定一下写字，例如，放假期间每天写多少字、学几种体：王羲之的书法、柳体，还有颜体，告诉你书在这儿，你自己看。
初识飞机
我在福州平静地念完了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福州被日本人占领，陈氏家族原本富足宁静的生活从此一去不返。1942年我们姐弟随父亲所在的福州高工学校撤到了福建中部相对安全的南平。
南平是福建省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日本人占领福州后，又向我东南内陆大举推进。必经之地南平便经常遭到日本“零式”飞机［注］的扫射、轰炸。战乱中的生活日渐窘迫，最令人愤恨的是面对倭寇的欺凌与残暴，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没有还手之力。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都十分落后，根本谈不上用什么有效的手段去抵御外敌的侵略。
学校撤到南平山坳的一个小镇，那里气候恶劣，生活非常艰苦，每餐是糙米饭加上食盐煮黄豆，学生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生病者无数，而且死了一些人。我因为身体不好，在生活上得到了父亲的悉心照顾。由于父亲在校教书多年，颇有威望，大家都尊敬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因此也给了我很大方便。我和父亲一起住教员宿舍，在教员食堂吃饭，生活上还过得去。
当时物价飞涨。到南平的初期，全家仅靠父亲的薪金生活，加上还得养活部分逃难的亲戚，生活很苦。后来知道，家中将过去的一点点积蓄也变卖典当了。后期仍然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家中由父亲主持，几个人帮着动手开始手工业式地制造肥皂，后又与姨夫合伙开设铁工厂（两部小车床，一部发电机），如此家中经济状况才逐渐好转，但毕竟是手工业，收入很有限，仅够日常开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全家迁回福州，没有了手工业，全靠父亲的薪金收入生活。解放前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难，因为当时几个小孩子（即我与姐、弟）都要读书，开销很大。
二姐陈镆鎁在写给我的信中记述了战乱中的家境：
抗战开始以后，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迁至南平。初时，我们不能上学，而家里活像旅馆，妈又常生病，所以经济负担重。不得已时向四伯借些钱（四伯总不肯多借，每次给极少数目——当时常常是我去的），另一方面爸总想向自己生产的方面发展，所以和妈妈共同试验用土料制造肥皂，开始时妈自己拿到人家家里去卖，后来多数卖给供销处，这样初步解决了我们的学费问题。
也就是在南平的这段经历，为我的人生道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当时，来南平轰炸的日军小飞机非常猖狂，就像是在天空中做游戏，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空中基本看不到中国飞机，地面也没有有效的防空火力，所以，日本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肆意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防空警报的刺耳狂鸣，甚至比从高空呼啸而下的炸弹更让人心悸。南平的山都是一个个很低的小山包，家和学校就在山脚下。警报一响，惊恐无助的老百姓像兔子一样往山坡上四处奔逃。山上也没地方躲藏，只好把棺材洞当做藏身之处，把里面的棺材抽出来，再把洞穴稍加扩大，人可以往里面爬。
当时日本人经常在那一带轰炸，满天轰鸣的日军轰炸机成为我对飞机的最初记忆，也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梦魇。我曾和大人们一起在山上的墓穴里躲避轰炸，亲眼目睹了一位母亲和她襁褓中的婴儿的悲惨遭遇。那时候人也比较愚昧，孩子受到惊吓之后总要不断地哭叫，大家以为孩子的哭声会被日本飞行员听到，就让那个母亲照顾好孩子。这位母亲也很害怕，就让孩子吃奶来堵住他的嘴巴，结果就把孩子活活闷死了。那一幕简直太惨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当时就有一个问号：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那种惨景带来的强烈刺激，一直到今天还是刻骨铭心。
那时候我也是初中生了，经常愤恨地站在防空洞口去看。后来知道日军使用的飞机是“零式”战斗机。当时就感到人家为什么这么凶啊？！为什么天上就看不到一架我们的飞机？这种感性刺激就成为后来理性选择的基础，它决定了我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我心想：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们竟然没有，我将来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是“零式”战斗机把我逼上了飞机设计之路。
尽管我从来没当过军人，但我对军用飞机在国防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从小就有了深刻的体会。“无还手之力”这种切肤之痛，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后来，我在一首《江城子》中抒发了这种情感：
“千里南疆雾茫茫，故国土，自难忘。狂涛骇浪，几处设国防。狼烟四起曾相识，泪如倾，气填膺。
冬去春来十余载，图万卷，鬓如霜。苦辣酸甜，徒手卷平川。晚昏犹蒙顽童志，报华夏，慰我祖。”
注释：
“零式”战斗机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日本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装备的主要机种之一，被日军吹捧为“万能战斗机”。该机采用当时所能采用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成果，具备了重量轻、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火力强、航程远、速度快等世界级优秀战斗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飞机设计的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