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晚， 我们7点前就到了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 总理办公厅又通知， 总理还一直在开会不能提前来了， 要我们8点前到展览馆门口等候，8点钟一起准时进展厅。随后我们就到展览馆门口， 这时馆内灯火辉煌， 英国人已做好了迎接总理的准备。展览馆门口和门外广场已经来了不少中外记者。快到8点了， 人越来越多， 而且都聚集到了门口。突然， 展览馆门外广场的灯光打开了， 展览馆前大街上的路灯也全部亮了， 总理的车队来了。当时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 暗暗叮咛着自己， 可别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但心跳还是越来越快。车队停到展览馆前， 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向展厅走来， 记者的闪光灯照得看不清跟在总理后面的人， 当时也顾不得看其他人， 只看到几位英国人上前接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往展厅里走， 我们几位紧跟着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 其他英国人夹道鼓掌欢迎， 中外记者也全都围了上来。
先参观一楼展厅， 总理并没有完全按我们预先安排的路线走， 而是随意想看啥就看啥， 我们几个负责介绍的人始终紧跟在身边， 看到属于谁的专业内容时谁就到总理身边介绍， 总理一点架子也没有， 总是仔细地听介绍， 与我们之间有问有答， 就像与同志们之间交谈问题一样， 很快大家心里的紧张情绪就缓和下来了。以前只是听说周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但只是作为一个宣传的概念， 此时身旁的周恩来总理就像一位受人尊敬的普通长者一样。
罗·罗公司的展位在一楼， RB． 211和奥林普斯593两台大型航空发动机的展品就放在展厅的正中央。我先向总理介绍RB． 211发动机，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大型的3个转子的涡喷发动机， 与美国大型运输飞机配套。我指着发动机进口最前面的一级风扇叶片告诉总理， 这个叶片是用新型碳纤维材料制成的， 材质轻、强度好， 但制造工艺非常复杂， 罗·罗公司为研制这个叶片付出了巨额的代价。这家公司后来破产了， 被英国收为国有公司。总理说他听说过这件事。随后介绍奥林普斯593发动机， 它是英法合作制造的“协和”号飞机的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与军用战斗机发动机一样带有加力燃烧室， 能产生更大的推力。“协和”号飞机是当前世界上唯一能和战斗机一样达到超声速飞行的客机。总理问这样的客机能保证安全吗？ 我告诉总理， 他们还正在试运行阶段， 但美国人已向他们提出了警告， 认为超声飞行污染大气， 不允许飞到美国去。
参观了一段时间后， 到会议室休息。大家围成一个半圆形坐着， 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以及几位英国人坐在我的对面， 总理和英国展览会主席坐在他们的最中央， 他们两人的身后坐着翻译唐闻生， 除李副总理外其他领导当时我只认识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 记者们站在周围。那时没有电视看， 对这些领导都是看报纸上的照片和看电影前放映的新闻公报片中的印象， 唐闻生经常给中央领导做翻译大家都认识她。周总理和英国展览会主席一直在聊天， 唐闻生有声有色地翻译， 就像他们3个人在聊天一样。总理非常风趣，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谈到美洲的发现时， 总理说： 西方人都认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其实在哥伦布到美洲之前， 我们中国人早就到过美洲了。美国有一个州， 叫“阿拉斯加”， 你们知道这个州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中国民间传说着一个故事， 我们的浙江宁波人航海来到了美洲， 迷失了方向， 以为回到家乡了， 他们用宁波方言讲“阿拉的家”， 其音就是“阿拉斯加”， 后来就成了这里的地名。总理用宁波方言讲“阿拉的家”，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大约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继续参观。
当参观到卢卡斯公司的展台时， 我请总理看放在靠里面台子上的一个附件， 我用手指着告诉总理里边的那个展品很有特色， 要不要到里面看一看， 总理同意了。这是整个参观中唯一一个请总理走进展室内参观的展品。因为里面空间很小， 只有周总理、李副总理和我进到展室里面， 英国人在门口拦着， 不让记者们跟进去。这是一个带有恒速传动装置的发电机，这台产品的特点是结构紧凑并采用滑油雾化冷却， 英国人宣传得很厉害。总理问我， 打开看过没有？ 我告诉总理， 人家的展品不让我们打开， 另外， 按我们的经验这些产品分解和装配中都会需要专用的特制工具， 不好随便装拆。我告诉总理， 这台产品从重量上可以判断出它是一个空壳。我用手抬着展品的一端给总理看， 可以比较轻松地抬起来。总理语重心长地说： 看来你们还是动脑筋了， 航空技术复杂， 要下工夫掌握它。总理非常关心航空工业和航空技术的发展，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楼看完了上楼梯到二楼， 我走在总理身边， 发现总理上楼有点吃力， 他总想用手扶楼梯栏杆， 我就搀扶着总理上楼， 那么多记者在不断地拍照， 总理也没有反对我搀扶他， 总理真有点累了。后来我们才知道， 早在一年前他就被发现患有癌症， 他在带病工作。
二楼只看了几个展品， 大家就下楼送总理离开了展览馆。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周总理参观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的消息， 并登有总理正在听我介绍奥林普斯593发动机的照片， 新华社特意送我一张留做纪念。
从《人民日报》的消息上才知道陪总理参观的领导还有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外贸部部长白相国、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 迎接并陪总理参观的两个英国人是展览会主席凯瑟克和英国使馆参赞摩根。
回厂后我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了见到总理等领导的情况， 告诉大家总理特别关心航空工业和技术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不辜负总理的期望。在看电影时还看到了我陪总理参观的新闻公报片。总理的伟大形象和教导一直在激励着我。
“一号专案”任务揭秘
———记我国第一颗氢弹用降落伞的诞生
戴振明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 在我国西部罗布泊，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天空出现了一颗新的“太阳”， 这就是我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这一天， 全国人民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无不为之骄傲， 大壮国威， 震撼世界。因为它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核武器的国家， 使我国核武器的发展速度超越了美国和苏联，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 美国用了7年3个月， 苏联用了4年7个月， 我国只用了2年的时间， 从而也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6月说过的“搞点原子弹、氢弹， 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的科学论断。更让我们降落伞人高兴的是， 第一颗氢弹减速系统是由三机部513厂自行研制设计的首次空投大重量的降落伞系统。在降落伞研制方面， 是一次历史上重大突破， 它完成了我国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降落伞在核试验中的功用， 是使核弹减速， 保证投弹飞机逃逸危险区， 保证核弹稳定下降到预定高度实现空中核爆炸， 从而达到“保响、保地面测试、保各种效应、保试验安全”（“四保”） 的目的。降落伞能否正常开伞和工作， 是关系氢弹空中试验的成败和实现“四保”的关键。对这一系统工程， 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曾科学地概括为“机、伞、弹，三位一体， 缺一不可”。因此， 降落伞是实现空中核爆炸试验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重要性占据一个关键位置。
勇挑重担，为国争光
空投氢弹利用降落伞系统作为减速的手段， 在我国还是头一回。1965年12月二机部九院总体部黄愚等3位同志和三机部陈与楫工程师来我厂探讨其实现的可行性研究。我们根据九院提出的总体要求， 由戴振明同志起草， 邓笙、王德春和陈与楫同志共同审核提出了降落伞系统初步方案设计， 并上报三机部审批。1966年3月三机部正式批准下达研制任务， 根据国防科委的进度总体要求， 降落伞系统只有一年多的研制周期， 时间是极其紧迫的。当时在国内， 我国降落伞工业还处于发展阶段， 降落伞技术仍处于刚刚从仿制向自行设计的过渡时期， 国内空投最大重量不过500kg， 且是在低空低速飞行条件下进行的， 而此次飞行海拔高、机速大， 空投初始重量超过当时国内最大投物伞载重的几十倍， 而且在技术上最重要的是要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所以开伞冲击力、临界开伞速度、纺织材料的研制， 等等， 存在着一系列的未知数。为了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工厂决定成立由设计所邓笙所长抓总， 王德春、戴振明、顾芝明、言道贵等组成的研制小组。张墨森厂长、郭署总工程师提出此项任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只能提前， 不能落后”等重要指示，并定为工厂的“一号专案”任务。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 虽然外面风起云涌， 工厂近乎停产， 但研制小组全体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怀揣着中央军委的命令， 以对党对国家的一片忠心， 团结一致， 一接触“一号专案”任务谁都不敢闹派性， 均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 决定以优良的产品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尊重科学，勇于实践
在研制过程中， 遵照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 周到细致， 稳妥可靠， 万无一失”的指示， 经过在理论上多种方案反复论证确定主伞采用宽带条伞， 面积和填满系数计算出来后， 系统方案进行了风洞试验、开伞系统的双重保险单项振动试验、环境条件试验、低空模拟试验， 在进行了大重量1∶1样品条件下高空试验后， 最终确定了开伞程序。弹体离机后经过一系列动作， 拉出引导伞， 引导伞充气开伞。在引导伞气动力作用下， 根据预先的程序安排， 拉出主伞绳后， 拉出主伞衣， 主伞张开并带着氢弹稳定下降， 实施核爆炸，此时飞机已经飞离危险区， 进入安全返航空域。
随着对降落伞系统技术要求不断提高， 后来主伞采用波环伞两次开伞技术， 使得开伞冲击力小且具极高的稳定性。
冲破险阻，苦战过关
1966年， 在南京沥水靶场用1000 kg试验弹进行近百次的低空模拟试验后， 1967年2月降落伞系统在西北空军基地， 用轰6飞机完成了在实际使用条件下弹道模拟试验， 并通过了国家技术鉴定后转场罗布泊21基地进行空军训练投弹试验。然而科学试验的道路总是曲折的， 1967年5月在空军投弹训练时， 正当训练进行到接近总预演的关键时刻， 发生了一次弹尾罩工作不正常和降落伞被冲破未能张开的现象。这时处于待命状态的千军万马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问题立即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国防科工委立即派专机将降落伞技术工人郑海良、杨正田两位老师傅和设备送往基地， 空军指挥部和基地司令部召开了分析会。“两弹”专家郭永怀先生、程开甲先生， 基地张蕴钰司令员以及国防科工委领导听取了分析小组的汇报， 经过现场和实物收集的试验数据反复分析与核算， 认为弹尾罩的不稳定是由于其与伞之间出现相互干扰所致。为确保安全， 工厂将主伞就地采取加强改进措施， 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工作， 使产品达到理想状态， 经过空中再次试验考核， 改进后的降落伞完全达到了改进的目标。最后， 三机部陈与楫代表试验人员在北京出席了给周总理的汇报审查会。经毛主席批准， 于1967年6月17日进行我国第一颗氢弹空中核试验。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通过第一颗氢弹试验用降落伞的研制成功， 奠定了后来核试验用伞的基本设计基础， 513厂年轻技术人员从中得到了锻炼， 也提高了自行设计的能力。通过试验中与空军测试基地的合作， 提高了降落伞的遥控遥测技术， 引进了机上空中摄影和时统讯号的安装方法与结构， 丰富了降落伞技术的研制手段。在核试验执行任务的汇报会上， 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对气动力低空模拟高空试验的转换因素对我们做了指导。经过多年来该项试验的经验积累和总结， 对一些技术难题， 从感性逐步转化为理性认识。“一号专案”任务设计小组根据对核试验用伞要求的不断提高， 先后成功地研制了导向面型和波环型降落伞， 其性能一代比一代先进， 特别是波环伞由于结构上的新颖性、性能上的先进性和质量上的可靠性， 获得了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和国家发明奖。从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到我国终结大气层核试验， 我们共完成12次空中核试验任务。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和智慧， 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为我国空中核武器试验用伞， 从头到尾走过了20多年风风火火的历程， 回首我国氢弹试验全过程， 我们无数次面对困难不屈不挠， 对党对国家对事业一片忠诚和执著， 克服了技术上、工作上和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如有的同志家中有人生重病， 不能照顾， 但他毫无怨言地含着眼泪上了飞往西北的飞机； 在执行任务期间有的家庭出了些事情， 但领导直到“保响”以后才通知立即安排回厂；“文化大革命”期间， 坐车紧张， 但为了工作站四天三夜从南京赶往西北基地是常有的事； 为获得试验结果， 我们参试人员不顾安危多次进入高辐射污染区检查和回收样品； 等等。正是513厂这个团队和场区全体参试人员几十年的辛勤耕耘换取了成功和喜悦， 为祖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平等和尊严， 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奋勇前进！
倾情中华航空
张峰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