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具有先进水平航空发动机厂的建立， 为航空工业部各单位树立了榜样。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 其他各航空发动机厂也迎头赶上， 大批量更新装备， 淘汰陈旧的加工设备和工艺， 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发生产获得快速进步。
国产化的斯贝发动机研发成功并转入批量生产， 大量装备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成为我军一线主要机种， 随着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应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发动机已初露端倪， 揭示航空发动机将走出漫长的依靠引进专利技术的道路， 迈向自主研发的坦途。
激情岁月的往事
———250架歼6飞机大修回眸
张超文
1976年， 两厂一室 （ 130厂、162厂、第一设计室） 合并初期，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岁月里， 双阳厂歼6Ⅲ首飞成功并定型进入小批量生产。当时全军各飞行部队的主力战机还是歼6， 大都接近或达到寿命期， 而空军工程部所属的修理厂无法承接这么大数量的大修任务， 中央军委要求三机部承担部分飞机大修任务， 250架战机的大修任务历史地落在双阳人的肩上。
摸着石头过河
由于当时大修的原则未最后敲定， 因而大修方案难以及时出台， 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要一一向上级请示， 批复后才能实施； 再者双阳厂过去只进行飞机的总装， 从未进行过飞机的分解和大修， 偌大一架飞机， 把它的“五脏六腑”都掏出来， 又由哪个部门或单位去检修？搞乱了、搞串了又怎么办？ 而当时总装车间要确保歼6Ⅲ装配任务， 不能抽调大量人力来搞送修机的故检和分解。
为按时保质完成歼6大修任务， 厂里决定由杨旺兴任组长， 带领七八名技术、管理人员在试飞站的一间喷漆库组建修理组， 我也是在那时接到命令到修理组报到的。尽管当时人手少、任务重、缺经验， 但同志们干劲很高， 大家心中都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一定要保质、保量、保进度， 让送修的飞机尽早重返蓝天， 当好空域卫士。
1976年初冬， 第一架送修飞机运抵， 为确保首架机不出问题。我们几个人重新梳理了装配流程图， 小心翼翼地按照飞机总装工序要求进行逆向分解， 所有大小部件等都按照分解顺序拴上标牌， 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按工艺要求顺利完成了第一架的分解任务。但同志们在庆祝胜利的同时， 也深感任务艰巨， 照这样的速度， 何时才能完成250架的分解任务？
时任162厂厂长、合并厂的总工程师———邵文炳满面笑容地为修理组打气：“这就是初战的胜利， 后面的工作就会顺利了。”工厂决定将修理组与45车间合并， 并招收三四十名徒工， 任命聂生科为厂副总工程师兼45车间主任、肖万才为45车间党支部书记， 负责大修机分解。
针对当时人员成分新、业务骨干少的实际， 为提高分解速度， 车间打破过去一师一徒的传统， 变为一师十徒制， 由熟练师傅当班长， 组成一个班组， 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
地面配套组组长闵玉霞在实践中创新教学方法， 在现场演示中进行传授， 她带着十来个比她小20多岁的新工人， 面对一堆堆粗细不一、长短各异、弯弯曲曲的导管和一缕缕带着端头、夹子的各种电缆， 准确无误地拴上带图号和架次字样的标牌。在新工人惊奇敬佩的目光中， 她一一讲解每个部件的特点或特征并让新工人逐一进行实际操作。通过这种方法， 不仅提高了新工人学习兴趣， 而且在实践中不断熟练和提高。一次， 我们被邀到她们班组观看所有新工人的绝活表演： 用毛巾蒙住双眼， 随便拿一根电缆或导管塞在他们手中， 就能在10 s内背着手准确无误地将图号说出来， 在连续表演3次的情况下， 无一人一次失败。
机上分解班注重的是“一专多能”， 要求每位工人都会全机分解。青工周光焕， 身材矮小， 他本来是分解下舱的， 又帮别人分解航炮， 后来他竟把别人从航炮工位上“撵走”， 独自一人劈开双腿站在机翼下， 用肩托住航炮， 像魔术师一样， 双手敏捷地卸下螺帽， 推开弹槽， 猫腰扛着炮稳步地装进箱内。我问他：“你把炮摔到地上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拿我的脑袋赔！”“你就这么自信？”“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敢吗？”岗位练兵， 练出了干劲， 练出了效率。单机分解时间从近一个月降到了8天、5天、3天、2天， 返修机大量进厂， 最多的一天进来8架。
随着分解速度的加快， 总装制约飞机修理进度的矛盾凸显出来。由于当时33车间担负着歼6Ⅲ批生产的任务， 歼6大修的装配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为减轻33车间的压力， 同时激发33车间的积极性， 为工厂培养更多的总装人才， 1977年深秋的一天， 工厂决定： 在45车间建立第二条总装生产线。
这一决定， 可难住了书记肖万才， 因为他心里明白： 除了他以外， 车间无一人干过总装， 而且总装的试验设备一无所有， 装配质量无法保障。但厂里已做出了决定， 就只好向厂长提条件： 从33车间调生产骨干。好不容易调来了4名工人， 其中3人担任总装工段的工长和副工长， 总算是有了装配飞机的领班人。45车间上总装是摸着石头过河， 肖书记既当现场总指挥， 又当质量总监， 率领30多人奋战一个月， 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架飞机的装配任务。
飞机进入调试阶段后， 由于缺乏设备和技术人员， 进展不够顺利。如通电设备， 33车间只有一套， 厂房又在三区， 他在用， 你只好等着； 你若借走了， 他就要停工。而33车间任务繁重， 这些调试设备几乎没有闲置的时间， 只好由生产科统一协调， 保障车每天在一区和三区之间穿梭。有几位在老厂总装线上干了多年的已提干在科室工作的人逗肖书记：“你们装的飞机， 谁敢飞呀？”肖回应：“飞行员不飞， 我叫儿子飞！”一句玩笑话使老肖心中豁然开朗： 找这些老调试工去！ 他将苏德升等在科室工作的老工人请到车间来， 在帮助调试的同时， 也带会了一批新人。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两个多月后， 我们装配的首架机顺利地通过了军检， 向试飞站移交。接着我们又成功地装配了第二架， 两架机的装配成功激发了33车间的热情和干劲。
党团员站出来
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末期， 物资供应异常匮乏， 就连买块豆腐也要凭票供应。由于生产任务重， 工人们经常需要加班加点， 当时的加点是没有夜餐吃的， 只有加班到深夜12时， 才能吃到一碗清水面条， 或两个馒头夹咸菜。许多工人由于长期加班， 无暇买菜，只好带几斤米和一瓶咸菜放在班组自己做饭吃， 大家的身体透支非常严重。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党团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对任务的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支部书记肖万才说： 一个车间的政治纪律和工艺纪律如何， 关键在车间一级的干部。在分解和总装的关键时刻， 车间领导总是和工人们一起战斗在第一线，工人们轮班休息， 而领导们只是在车间打个盹。在调试操纵机构时， 肖书记不顾自己已几宿未合眼， 始终和工人坚守在调试现场， 直到检验通过才去休息。车间主任聂生科每天工作到深夜， 从生产到工人的生活保障事事操心， 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长期的劳累使他们慢慢地消瘦， 眼窝深陷， 满头青丝也渐显缕缕白发。在党团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感召下，加班加点成为车间全体同志的自觉行动， 当时的45车间几乎人人都是满眼血丝， 面色蜡黄，但人们表现出的精神却是非常坚强， 异常刚毅。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 但组织上还是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千方百计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 注重用细节凝聚人心， 激发大家的战斗精神。为更好地倾听群众的呼声，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车间派专人对工人家庭特别是新工人家庭逐一进行走访。为解决吃饭难的问题， 车间腾出房间， 自制炉灶， 使工人们吃上了热饭热菜。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无人照顾的困难， 车间又办起了托儿所， 专门请人照看， 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些细节， 使广大工人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大修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改善职工生活， 尽力缓解身体严重透支的现实， 车间领导经常安排外出送货出差的人带点吃的回来。一次， 成品配套组组长唐培生到部队送成品， 返回时在湖南省某制革厂购买了200斤从猪皮上刮下的油， 很受职工群众的欢迎。为让全厂职工的肠胃中都能增加点油水， 车间经请示厂领导， 由福利科垫付款， 请老唐又捎回数千斤猪皮油。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难得的“高级营养品”， 于是车间一些人拿来盆盆罐罐， 想把油分掉， 这时肖书记、聂主任等车间领导站出来， 高声大喊：“共产党员们！ 共青团员们！ 站出来， 不许参与！ 赶快离开！”党团员还是有觉悟的， 眼巴巴地望着已经有些异味的猪皮油默默地走了， 群众在党团员的带动下也跟着默默地离开了……
向工人师傅敬礼
厂内、厂际间的移交， 是沿着飞机制造工艺路线的逆向走， 可对航空工业部的部外单位， 就得靠协商办法解决。
当时上级文件规定： 大修机的发动机和成品件一律更换新品， 换下来的发动机寿命不足20 h的就近送空军工程部所属修理厂大修， 超过20 h的返送修部队继续使用。送修飞机在国内转场时不载炮弹。
随着分解量的加大， 需要送大修的发动机越来越多。1976年4月初， 我奉命去5707厂联系发动机大修事宜， 驻厂军代表告诉我该厂在遵义， 并委托我向他在该厂的一位战友代为问候。我在遵义多方打听， 得知该厂在绥阳县的李家湾， 当时无公交车可通， 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 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通过该厂计划科长见到了分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 他却称“未收到空军工程部的文件”拒绝接收， 无奈之下， 我想起了我厂军代表的那位战友， 5707厂分管后勤的革委会副主任， 在他的帮助下， 连夜与空军工程部电话联系，终于与那位分管生产的副主任签订了500台的返修协议， 修好后由空军工程部分配， 不再返我厂。次日凌晨5时， 我带着喜悦的心情踏上归程。
由于某些送修部队未接到“国内转场不载炮弹”的文件， 到1976年7月， 我厂的炮弹仓库已超负荷存放， 经请示， 空军工程部指示“就近送部队处理”， 驻厂军代表叫我们送空军昆明指挥所。7月底的一天拂晓， 我们乘着满载炮弹的两辆解放牌卡车， 徐徐向昆明驶去， 武装押车的是一名武装部干事和一名民兵， 路经晴隆县时， 一号车进城吃午饭， 二号车因路遇城门口放炮炸石绕城而行， 一号车慢行至盘县的刘官等待， 二号车于当天21时就到达昆明巫家坝， 一号车因未与二号车联系上， 在刘官郊外苦等一夜， 次日凌晨才向昆明进发， 20时抵巫家坝。我们一号车的3人竟无处吃到晚餐， 只好饮水充饥了。
次日， 重车上西山， 昆明指挥所后勤部谢助理给开了缴库的五联单， 送74库， 可74库在离昆明100 km的返程路旁， 我们车到军械库只见到两个兵， 我们“军民合作”把两车炮弹卸在库内， 一个个是汗流浃背， 筋疲力尽， 老兵说你们回到昆明是吃不到晚餐了， 就在这吃吧。我一看，3人的军营伙房， 仅有4双筷子、6个碗， 我们只好分批就餐。这时军械库的陈助理从昆明回来了， 他诧异地问：“谁让你把炮弹卸到我们仓库里的？”我说：“昆明指挥所有令， 不然谁敢？”他要求把装歼6Ⅲ火箭梁的箱子全部给留下， 否则要我把炮弹全部拉走。我说送修飞机载炮弹就没带箱子， 我怎么给你箱子呢？“官司”一直打到74库栾主任的家里， 当时昆明指挥所的电话又拨不通， 我们闹得不欢而散。次日， 谢助理多次打电话到巫家坝机场军械股， 向我赔礼道歉， 并叫我们在返程时拐进74库， 栾主任和陈助理要向我们赔不是。
1976年4月底， 我们接收了空军某部一架“双发”还有78 h寿命期的送修机， 且机装大部分成品件还有较长时间的余寿， 于是按规定返送修部队。当时我和130厂的一名保卫干事负责押运， 由于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本应第三天能抵南昌的货物列车， 竟走了七天七夜， 所带食品不够， 到第五天就断粮缺水， 第七天到向西站又无机车送到向塘站， 我俩是饥渴交加， 疲惫不堪。
我好不容易拨通了某师机务处的电话， 2h后部队派人寻找我俩， 把我们接到某机务大队。一副大队长去请了3次才将大队长、政委请来， 一见面就质问道：“你们修理飞机为什么这么贵？ 比空军修理厂贵3倍！”我反问：“你为什么非送到修理费昂贵的工厂去修， 而不送到空军修理厂呢？”我告诉他们：“我们厂的大修， 是将五脏六腑全更换新件， 从性能和寿命来讲与新机一样。其实， 你们的送修机我厂只留下一个机壳， 两个月后给你一架内脏全新的飞机， 你还不划算？”大队长又问：“你们生产的新机， 为什么不给我4∶1的随机工具？”我答道：“4∶1的含义是4架机配给1套， 若4架机分配在4个团， 有3个团就得不到了。”也许是身份核实无误， 大队长说：“我们没及时来见你们， 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们代表全团官兵， 感谢你给我们送来航材， 向你们全厂为飞机大修日夜奋战的工人师傅们致敬！”在场的干部都齐刷刷地起立， 向我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