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后勤保障物资供应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志愿军出战后同样遭到联军飞机的疯狂轰炸和拦截， 几乎全部切断后勤供应线， 我的同学战友刘振海、朱剑英被炸死在进出新义州的列车上， 彭德怀总指挥部也被炸， 毛岸英也无幸免。但在三八线以北， 志愿军靠着崇山峻岭的有利地形和朝鲜人民头顶、肩扛、牛拉等支前行动以及志愿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第一、第二次战役便从鸭绿江边把联军撵回了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便越过了三八线并解放了汉城。
《孙子兵法》中还说远途作战物资要靠就地取材。第四、第五次战役是在三八线以南展开的。由于敌人的宣传鼓动， 老百姓逃的逃， 跑的跑， 再加上坚壁清野， 就地取材已极其困难。敌机轰炸拦截， 志愿军供应线被切断， 有的战士冬天还穿着单衣， 光着脚饿着肚子， 在弹药缺乏下拼死战斗， 冻饿伤亡， 减员严重， 不得不撤出汉城， 撤到三八线以北， 时间为1951年的四五月份。
实战表明急需空军参战， 另外， 也是斯大林说的加速培养半年了， 首批培训人员已可驾机参战了， 飞机腾空后紧迫的就是保养和维修了， 这恐怕就是苏联紧急帮我们和中央下决心建立飞机修理厂的动力和条件， 也就是1951年的4月17日成立了二机部四局， 开始了在距苏联较近也距朝鲜战场较近、转运方便的东北建厂了。
空军参战后较快地扭转了战局， 促使了停战谈判。
我与航空工业的缘分，步入初建的航空工业
1951年七八月份彭总在筹划部署第六次战役， 其中包括加强前线手术队力量， 志愿军华北第三陆军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的赵珍和我， 以及长春军医大学的马超凡、石正泰实习军医调前线手术队， 后返沈阳集合再赴长春第二医管局受训后再从吉林省的集安渡江入朝。约10月末， 军区卫生部干部处告知， 朝鲜停战谈判了， 手术队暂缓入朝。我们强烈要求工作， 11月时上级调我们去空军， 赵玢去大连疗养院 （后调七机部哈丰华厂） ， 马超凡分到沈阳111厂， 石正泰分到112厂， 我分到哈尔滨空军21厂。
和我同调21厂的还有空军俄语翻译闫秀成 （大连人）。他熟悉地形， 带我乘火车午夜2点到达哈尔滨火车站， 由工厂接到厂招待所， 天亮后去南厂办公区报到。当天气温-40℃，刮着大风， 刮起的雪沙 （当地人称冒烟炮） 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痛， 全身发抖， 走到半路（全程4km） 正碰上送苏联专家上班的大巴， 闫秀成用俄语请求保卫带我们过去， 被拒绝，我们又返回招待所第二天风小些再去报到， 这才知道我们去的是以21厂为基础组建的航空121厂， 书记为原21厂政委马彪 （穿校官服） ， 厂长是延安来的老军工汤吉训。闫秀成分到翻译室， 我分到卫生科。卫生科长是汤吉训夫人何学庄， 卫生科设50张床位， 我安排在外科， 外科只有做了孩子妈妈的陈瑞清大姐和我两名大夫。外科除诊疗任务外， 还负责机场救急任务， 救急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每当飞机出入厂及试飞时， 我便背上急救包奔赴机场， 机场是日军731部队留下的， 只有一指挥塔和一辆接送飞行员的吉普车， 无救护车， 我只能在-40℃的天气里缩卧在飞机跑道两侧的排水沟里避风寒， 有时冻得发抖， 甚是艰苦， 但看到修好的飞机 （当时修理的飞机为苏制图-2轰炸机） 出厂飞往朝鲜前线参战时则一切苦难便抛到九霄云外了 （晓得这也是抗美援朝啊）。这种情况一直到朝鲜停战后配了专职航医才结束。
建厂初期， 宿舍欠缺， 本地人员不管是职工、军人一律在家住， 通勤上班。为解决交通， 哈市政府和铁路局大力支持， 把铁路铺到厂里， 通勤人员乘专列火车上下班， 浩浩荡荡的航空大军在哈尔滨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更令人自豪和骄傲的是在工厂2． 5 km外的路口， 竖起中英文“外国人不准入内”的大牌子， 大家晓得既往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租界路口都竖着“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而今天我们的牌子多么气壮山河， 振奋人心， 扬眉吐气呀！
我还有幸给首席苏联专家总工程师夫人看病， 她脚扭伤， 我到达前， 她已洗了脚、喷了香水等待。检查为左足外踝红肿、压痛， 无骨折及移位， 开了布鲁氏液湿敷， 后保卫告诉我她痊愈了， 并托他谢我。1952年还参加了防鼠疫工作， 曾与防疫站人员深入到731部队实验室的地下室， 挖掘出试管及剪、镊等物。
工厂初建， 人员有老干部、哈铁支援的干部、职工， 上海、南京等支援的技术人员、在职军人、转业军人及苏联专家， 1952年空军哈航校一批毕业生集体入厂 （即杨守文、景德元等） ， 故可见穿各种服装的人员。1952年， 为了发展生产， 除边修理边转为仿制外， 还要专业化， 121厂分为120厂 （发动机厂， 党委书记为邹文萱， 厂长为汤吉训 （后调三机部科技司） ） 及122厂 （飞机制造厂， 党委书记晋川， 厂长马真 （后为三机部副部长） ）。机种为仿制苏联的轰5甲、直5、水轰5及自行研制的运11和运12。120厂职工13000人， 122厂职工17000人。航校同学们都成了管理和技术骨干 （如杨守文、景德元都曾为万人大厂的总经理）， 尤其为三线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
与航空工业同步成长发展， 1953年卫生科也搬进了苏联援建的新院址， 床位扩大到200余张。四局卫生处非常重视， 卫生处长翟大岳、科员宋文成经常深入到医院了解情况， 解决困难， 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医院配备了德国进口的X射线机及心电图机 （当时只有较大医院才有）。我在抗美援朝中患了急性风湿病， 到哈时已发现侵犯了心脏， 我要求换专业， 还是翟处长亲自批准转换了内科专业。1954年我们与军工部哈尔滨第四医院合并， 并用120+122厂的代号命名为242医院。院长李仲元 （残疾军人， 独臂） ， 副院长谷万章 （管业务）、江一庆 （管后勤）。本人1958年曾入哈医大老干部班补大学本科课程两年余， 后较长时间谷万章为院长， 戚兆清、张宝泉和我为副院长。我曾任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内科副主任、主任、242卫校校长等， 并兼任哈市老年病学会委员， 中华肾脏病黑龙江省分会肾病组副组长。医院后来发展为600余张床位， 职工1000余人， 学科齐全。我们自己总结出的建院理念是人才、设备加管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 终于把医院建成了三甲医院， 以全面的高水平技术为两厂职工、家属及平房地区居民服务。
工厂初建基础为空军21厂， 后调入有现役军人和转业军人， 故工厂一直是半军事化运行， 每年八一建军节和军队一样放假一天， 我就是在1954年八一建军节放假去拜见岳母的。直至1956年领导才想起我们这批人还都有军籍， 才给我们申请办转业手续， 为确保无误，让我们把胸章、帽徽及各种纪念章都上交， 但直至1972年才正式发下转业证， 转业时间却从进121厂算起， 并算集体转业， 不发转业费， 大家都没有怨言。
主持361医院试诊及开院
1984年7月， 航空工业部急调我来京任361医院院长兼科技委主任。我原本为242医院第三代院长接班人培养对象， 正是准备接班时工厂和医院不愿意放， 故拖延了半个月。航空工业部派361医院筹备组刘寿品书记亲自去要人， 限3日内到京报到。来后看医院建在京北远郊稻田和玉米地围绕的军营堆里， 交通不便， 只有358路公交车30 min一趟， 人烟稀少。整天可以听到稻田的潺潺流水声， 臭气熏人。白天苍蝇群舞， 夜间蚊虫扑面， 青蛙呱呱歌鸣。医院建的1号宿舍楼变成了办公室、招待所及幼儿园等。医疗楼 （外科楼） 正在打磨水泥地， 据称10年来人拉肩扛搞建设速度自然很慢了。还有几处临时用房， 要试诊开院问题还有很多， 因为一有住院病人许多项目必须24 h昼夜运转。医院第一期工程为150 张病床。
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如办公楼、制剂室、消毒供应室、门诊楼等要建； 锅炉房、配电房需要扩建并增加炉子和扩电容； 购置自备发电机组 （因常停电）； 建立医院各项规章制度； 配调医疗专业骨干， 培养护士， 大学生分配来院联系； 职工生活用气和公用汽油、液化气的自购， 基本建设用材平价采购等都必须安排解决。一般新建设单位有3 种模式选择：（1） 先生产后生活； （2） 先生活后生产； （3） 生产生活一起上。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的安排是：
第一步， 部党组先任命了领导班子： 党委书记晋永弟， 院长兼科技委主任郭直正， 业务副院长刘涛， 后勤副院长李真 （管总务）、胡培臣 （管基建）， 工会主席苏敏， 以及中层干部若干名。
第二步， 把上述工作院领导分了工， 各负其责， 并把任务按系统分到各职能部门， 限期完成任务。
1985年部企干会上定医院级别， 部办公厅陈永发主任和我共同商议认为， 我们是航空工业部第一医院， 位居首都， 医院肯定是部医疗系统领头羊， 为全行业服务， 应留下医院陆续建设和发展的空间， 目标为三级甲等医院， 故申请司局级级别， 得到莫文祥部长及部党组的认可， 批准为正司局级单位。
在部党组及市区卫生局的领导下， 在部各司局的支持及全院职工的努力下， 一边完善完成上述项目， 一边试诊。我们认为试诊分3步走较稳妥。第一步， 在莫部长支持下先收011基地干部和劳模体检， 主要为内科试诊并带动机关、后勤及功能科室运转； 第二步， 手术科室试诊， 外科首例给本院职工魏洪亮做胃大部切除， 妇科给本院职工郭曼华做子宫全剔手术， 并带动麻醉、供应、消毒等科室运转； 第三步， 门诊试诊。由于党委重视， 每次都是院领导亲临指挥、督导和参与， 故顺利完成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医疗及生活各项需要建设和医疗试诊工作。航空工业部、市区卫生局非常赞赏， 市局还推荐一些初建院单位来取经学习（如武警总医院来交流）。年度北京卫生局总结评比， 我院被评为一等模范医院 （ 1987年） ，后鉴于护士多为自己培养的刚毕业学生， 医疗规范尚不熟悉而主动申请降为二等， 市卫生局对我们严于律己的态度非常赞赏。此间3号3000m2 宿舍楼交付使用， 3000m2 的门诊楼也将竣工。1987年11月14日进行了开院典礼， 部党组成员人劳司司长王景茂主持了典礼并讲话， 常务副部长赵健民和原卫生部老部长钱信忠剪彩。参加典礼的来宾有航空工业部各司局及在京单位的领导， 市区卫生局主管部门的领导， 地域及友邻单位的领导， 特邀领导还有卫生部人事司张司长， 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郭应禄教授。当时卫生部确定我院大学生来源为白求恩医大、山东医大、武汉同济医大、湖南医大、湖北中医学院等， 首批进院的学生有张秀梅、王文标、李祖题、文海昭、徐季果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为361医院的上级医院。
1988年我院完成“七五”规划的5000~8000m2 的医疗楼及3000~4000m2 的3号宿舍楼的建设。1989年我退居二线， 任医院科技委主任， 兼航空北京地区医药协会会长， 航空航天工业部医院指导委员会委员、部科技委委员、医疗卫生专业组组长， 组织了全行业医学学术交流会 （ 1990年成都会议， 2003年洛阳会议）。本人晋为主任医师， 享受国务院津贴。此时航天工业部和北京市卫生局曾邀我调往其管辖的某医院任领导， 帮他们新提的年轻院长“扶上马、送一程”， 均因我几十年与航空结下了深厚情意不愿离开而放弃。1994年离休后被中日友好医院和解放军252医院合作办的血液病肿瘤治疗中心聘为客座教授， 在那里大约干了半年。后来361医院申请上二甲， 要求必须有专家门诊， 苏院长请我回院出专家门诊兼主持血透室工作， 我义无反顾地回来工作， 直至2006年心脏搭桥术后停止了工作。现仍兼任航空北京地区医药卫生协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