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 必须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 以质量立命， 以安全为准绳。作为企业当然要追求经济效益， 但经济效益要建立在质量、安全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 由于我们违背客观规律， 搞所谓“快速试制”， 放松了质量管理， 以致出现“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尴尬局面， 到了70年代初又重蹈覆辙， 再次出现“飞机场变成养鸡 （机） 场”的窘境。这两次挫折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两次事件都惊动了中央， 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吃一堑、长一智”， 挫折和教训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 从此扭住质量不放。一是在思想上真正把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 提出了“军品质量不好是犯罪”、“民品质量不好是自杀”的口号， 把坚持“质量第一”思想变成每个员工的实际行动， 坚定地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 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 使军民品质量有可靠的物质技术保障； 三是在管理上建立健全了全面质量管理制度，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切实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好”字当头， 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四是建立了一支技术业务精、作风过得硬的检验队伍， 严把质量关。通过这些工作， 促使军民品质量稳步提高， 从而保证了在第二次创业的大变革中， 没有发生重大质量问题， 被评为全国质量先进单位。
第三，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军工企业实行军民结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我们感到， 军品任务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是不以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何保证在军品任务“吃不饱”或者在军品任务为零的情况下军工企业也能生存和发展， 这就需要军工企业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走军民结合的路子。而发展民机和为国外航空公司生产民机零部件， 更能发挥航空企业的技术、管理优势。从国外航空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 他们也是走的这条路，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还感到， 发展民品又不能以“军老大”自居， 抢一般民用企业的饭碗。因此，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既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狠抓适销对路的民用产品， 又要坚持大企业大气魄， 不与地方企业争饭碗。我们这样做， 既发挥了自身的航空技术优势， 专啃一般地方企业啃不了的“硬骨头”， 又照顾到地方企业的利益，完全符合“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第四， 在企业的一切工作中，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方面我们紧紧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依靠职工办好企业。我们通过“职代会”和各级组织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 把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治厂方略， 原原本本交给全体职工， 激发大家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在研制歼8Ⅱ飞机时， 我们把研制的意义、目的和进度要求和盘托出， 并提出和一个兄弟单位开展友谊竞赛。广大员工积极响应， 结果提前202天实现首飞。1994年8月， 因为当时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发生故障， 在试飞时出了事故， 为保证全年既定计划的完成， 我们当机立断决定打破常规再生产一架飞机， 以弥补事故造成的损失。我们把这个意见传达到全体职工， 大家充分理解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 纷纷表态坚决完成任务。结果从部件装配到试飞结束， 仅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二是千方百计培养人， 提高全员的技术业务素质。我们把职工工学院、技工学校、技术教育科以及原来由工会管理的职工文化学校集中起来， 组成培训中心， 建起了一座8000m2 的培训大楼。从此， 公司的职工教育由学历教育走上了以提高技能为主的素质教育的轨道， 本着干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补充什么的精神， 全方位地为科研生产服务， 有效地促进了职工技术业务素质的提高。在这基础上建立了持证上岗制度。我们出资在北航设立奖学金， 定向培养公司急需的人才，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莘莘学子来到公司后， 胸怀报恩之心努力工作， 许多人已经成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骨干。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培养“三高”人才1400余人。三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不断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认为， 只有企业领导关心职工， 职工才能感受到企业的发展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他们才能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发挥出无限的创造力。所以， 我们尽最大可能地提高职工的收入， 并逐步改善住房条件。在第二次创业期间， 职工收入提高10倍以上， 新建住房面积超过了前31年建房面积的总和。
第五， 航空企业必须充分发挥航空技术优势， 用先进的航空技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我们在军转民中不仅卖产品， 而且也卖技术。我们在技术贸易中， 成交技术合同5000多项， 转出军工技术成果上百项， 价值8亿多元， 创社会效益30多亿元。比如， 我们研制的非标设备WSA-100等离子氩弧焊机， 是专门用于飞机蒙皮生产的保密设备， 后经有关部门批准， 推向了市场。这一设备被某玻璃厂买去后， 彻底解决了这个厂在白金坩埚焊接上长期存在的质量不高的问题， 被建材部推广。再如， 导线高温印字机， 是我们研制的国内首创的产品， 推向市场后被许多机床企业采用， 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开发的高级旅游车、全钢抗静电通路地板、香烟过滤嘴成形机等一批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都填补了国内空白， 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第六， 作为一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在生产经营中必须把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并且切实抓紧抓好。对军品和民品， 我们都建立了开发和销售队伍。我们感到， 军机只有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 才能满足空军的需要。民品也是如此， 由于它更新换代快， 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 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在市场也才有竞争力。好的产品是销售的物质基础， 而没有强有力的销售策略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对交付部队的飞机， 飞机转场了， 我们的外场服务人员随即赶到， 进行跟飞作业， 虚心听取部队同志的意见， 随时处理他们提出的问题， 保证飞机能尽快形成战斗力。对民品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民品，在产品交付以后， 售后服务人员也立即跟进， 指导用户正确使用和维护。我们这样做， 使广大用户对沈飞的产品更加信赖， 市场也更加广阔。另外， 我们还要根据市场信息， 及时调整市场战略， 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拓展新的市场， 使沈飞的产品持久不衰。
第七， 贯彻上级指示， 不能生搬硬套， 而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工作， 努力做到不折腾或尽量少折腾， 避免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比如， 在执行干部“四化”政策上，我们没有搞绝对化， 而是因人而异。对已经在干部工作岗位上的， 只要他胜任现职工作， 则不受年龄、学历的限制， 继续聘任他， 而对那些新提拔的干部则用“四化”的标准全面考核， 量材使用。这样做了以后， 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稳定， 新老干部都比较满意， 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又比如， 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遇到了职工子女就业难的棘手问题。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社会稳定， 要求企业把正在待业的职工子弟都吸纳到企业， 实行混岗生产。当时， 我们考虑这样做的弊病较多， 没有盲目执行， 而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 组建了一个自主经营的集体企业———松陵劳动服务公司， 下辖29个独立的子企业， 共安排了8000余名“子弟兵”就业。对劳服公司我们没有实行“一包到底”的政策， 只是在干部配备、场地、资金、设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实行“扶上马， 送一程”。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劳服公司通过自身的努力，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企业越办越好， 先后荣获“全国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先进集体”、“辽宁省军工集体经济巨人化企业”等称号。
我作为一个“老航空”、“老沈飞”， 虽然离开工作岗位十几年了， 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中航工业的发展和沈飞的成长。在纪念中航工业以及沈飞创建60 周年之际， 我思绪纷飞，感慨万端， 太多的回忆， 太多的思念， 太多的期盼，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祝愿中航工业飞得更高， 祝愿沈飞继续领跑！
开启中国航空工业喷气时代
罗时大 （口述）
赵 航 （整理）
60年甲子轮回， 征途漫漫， 却是沧海一粟。我于1951年沈飞建厂之初被组织上派来沈阳工作， 从青葱岁月到鬓染白霜， 如今已是年近九旬的耄耋之年了。从自行试制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艰辛起步到自行设计制造歼8 的辉煌， 在被誉为“中国战斗机摇篮”的沈飞，我亲历了我国战斗机从修理、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的奋飞之路。作为当时工厂的副总工艺师， 我们在艰辛中起步， 试制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点点滴滴， 始终铭记于心。
废墟上建起新工厂
日军侵占时期， 这里曾经是日寇军用飞机临时检修厂； 东北解放前夕， 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在东北的空军基地。昭陵侧畔、皇族之脉的原北陵机场确实是一块兵家必争的宝地。
1949年仲夏， 我从中央大学航空系毕业， 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受到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亲自接见， 被安排在空军第11修理厂从事技术工作。1951年11月， 国营112厂 （沈飞前身） 正式成立后不久， 在大规模建设112厂的热潮中， 我踏上了这片渐入冰封的土地， 也可以说是一片废墟的土地。
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被他们破坏得较为严重。生产线被拆得七零八落， 基本不能使用。试飞站只有两座简陋的机库， 有一些破旧的军用飞机， 也有部分散放的航空器材。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 我年轻的人民空军经受了锻炼与考验， 航空工业在硝烟中成长壮大。为支援空军，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修理这些飞机， 供空军训练飞行人员使用。
我初到工厂时， 员工加起来不过500人左右， 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新招聘来的工人都很年轻， 大部分在十几岁。与我同一时期来的大学毕业生有100多人， 包括交通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航空系的， 都是非常宝贵的人才。可以说国家对航空工业的起步是相当重视的。
当时有3个大问题困扰着我们， 第一是工厂的基建与生产并行， 生产准备条件严重不足。从厂房的建设、生产线的设计布局、各种工艺设备的投入等一系列生产准备工作， 都需要我们亲力亲为， 而且还要边建设边组织飞机修理工作。第二是工人技术生疏， 急需培训。陆续新招来的大部分年轻工人， 不能直接到生产线上操作， 要手把手地教， 而大学毕业生也只有理论知识， 没有实践经验， 都得从头学起。第三是大部分领导干部是地委级的干部， 缺乏航空企业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当时生活条件很差， 吃的是玉米面和橡子面做的窝头， 住的是简陋的平房， 冬天烤炉火， 夏天常漏雨。但没听到谁讲过一句怨言， 也没有人讨价还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那就是尽快将自己的飞机制造出来。因为中国太穷， 没有飞机才受人欺负， 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航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 苏联派来的修理列车的专家们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 同时也惊叹我们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航空制造专业技术。从修理米格-15的零备件开始， 我们逐渐过渡到修理部件、机翼和机舱罩等。工厂作为国家“一五”时期165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 从1953年开始， 仅用3年时间， 就基本形成了拥有万名员工的飞机制造厂， 迎来了建设新型飞机制造工厂的新时期。
就这样， 这群大多数没有进过工厂的人， 建造了工厂； 没有见过飞机的人， 要制造飞机了！
时世造英雄，英雄逢时世
1955年， 56式 （仿米格-17 ， 后称歼5 ） 飞机试制工作全面启动。总工程师是高方启，我任副总工艺师。尽管缺乏管理经验， 但一切又那么有条不紊。我们严格遵守工艺纪律， 哪怕任何一个铆钉出现问题， 即便出现0． 01 mm的误差， 都能通过严格的工艺卡片找到失误所在和责任人， 即使调离了本厂的人也要追查到底， 直至故障排除， 因此大家都非常严谨认真。其中遇到过工艺规程中标注的“要用伏尔加河水清洗零件”、“飞行员座椅头靠上的一块皮子， 要用3岁的小牛腹上的牛皮， 且未被牛虻叮过， 未受鞭打伤过的”， 都研究思忖良久。后经俄方专家解释说， 用中国的自来水就可以清洗零件； 头靠上的牛皮选用软牛皮就可以了， 才释然， 以后不再盲目生搬硬套了。
尽管是仿制， 但我们时刻不忘自力更生。当时苏联给我们的图样、工艺文件、零件、原材料还有飞机部件和整机作为参考， 但它们却不都来自一家工厂， 3000多条不协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办？ 按专家的意见从头来， 以图样做依据， 从图样、样板到工艺装备全部协调一致， 做成完整的一套， 没有3年时间搞不下来。高方启总工程师找我商量， 问我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我说有， 那就得辛苦。他问谁辛苦？ 我说工人辛苦、干部辛苦。因为几十万零件不是都有问题， 发现一个解决一个， 个个击破。他说好， 就这么办！ 样板与零件不协调就直接找图样， 制作新样板， 再按新样板做模具； 部件之间不协调， 也去找图样在现场核对， 使之相符。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3000多个不协调的问题都一一得以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