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界的著名人士、专家都是来看门道的。一群参观者对歼8Ⅱ战机的起落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边看边议论着：“这起落架设计得这么精细， 用的不是一般超高强度钢”；“中国用的一向是苏联的钢材， 起落架肯定要粗得多， 不可能这么细”；“美国的超高强度钢强度高、性能好， 但绝不会卖给中国呀！”……其中一位心直口快的参观者直截了当地问讲解员：“你们的飞机起落架用的钢材是从哪个国家买来的？”讲解员有礼貌地以平和的语气答道：“先生！ 是用中国自己研究生产的新材料制造的。”在场的参观者面面相觑， 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不已。
歼8Ⅱ战机起落架用的钢材是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著名航空结构钢专家、热处理专家吴世泽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研究成功的， 属于中国自主创新的第一个航空用优质超高强度钢GC-4。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时间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 新中国诞生不久， 国家资源尚未探明， 当时缺乏战略物资镍、铬等元素， 80% ~90%依赖进口。但是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 对我国实行禁运、封锁，而镍、铬元素是航空发动机用高温合金、飞机用结构钢的重要化学成分。起初主要依靠苏联， 后来， 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也处处作梗设卡。当时， 国际市场上要用75 t小麦或15 t够规格的大对虾才能换回1t镍， 而且人家还不卖给中国， 妄图把中国的航空工业卡死。镍、铬元素成了发展航空工业的严重障碍， 几乎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
为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设置的障碍， 二机部发布了《关于开展节约和代用合金钢中镍、铬的指示》， 中国科学院和冶金工业部委托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副所长、著名冶金学家、特种铸造专家荣科主持召开高温合金协调会， 成员有吴世泽、郭可信、吴云书、张兴铨、丘玉池等著名金属材料专家， 中心议题是立足于国内资源， 建立中国自己的金属材料系统。
参加此次会议， 吴世泽感到责任重大， 他想： 航空工业遇到了关键的材料问题， 自己早就怀着富国强兵之志， 希望祖国不再受到列强欺侮。航空报国匹夫有责， 今日不报， 更待何时！ 我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 你美国、苏联有镍， 在航空超高强度钢方面搞的是铬锰硅镍合金化系列， 我国当前缺镍何必一定去研究含镍的钢呢？ 我们要研究不含镍的合金化系列， 就可展现“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他全身心投入新型超高强度钢的分析研究之中， 首先从合金化理论入手， 经过多方案比较探索， 阐明了铬锰硅钼钒（钛） 合金化系列是可行的， 而且还有可能获得很高的强度和性能。
吴世泽把自己的想法向所长魏祖冶和荣科做了汇报， 并提出了建议， 列题研究不含镍的超高强度钢， 得到了他们的坚定支持。魏所长问：“估计能达到什么水平？”吴世泽满怀信心地说：“起码超过苏联现有的水平， 不然就不能代表我们中国的水平了！”
研究所很快组成以苏才业、张连荣、宋宇文、朱金荣、沈绳德为主的课题组， 在吴世泽指导下开始了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 遇到了不少技术难题， 诸如化学成分的调整、转厂工业规模试制、大规格钢材的生产、锻件低倍粗晶、焊接质量等问题， 经过反复试验研究， 都一一被攻克了。
GC-4钢是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种超高强度钢， 吴世泽及课题组研究人员出手不凡， 其最突出特点是不含镍， 每生产100 t钢可节省2 t镍， 并可根据设计使用要求选择不同的热处理制度， 其拉伸强度达 1765 ~1961MPa， 可与美国的 4340、D6A 钢相媲美， 比苏联的30ХГCHA钢高196MPa， 用于制造歼6和强5主起落架， 取得了减重12． 4kg的惊人结果； 用于歼8、歼8Ⅰ、歼8Ⅱ机前主起落架， 也显著地起到了“瘦身”的效果， 故引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航空钢专家赵振业说：“在1958年吴世泽先生就敢于向最高水平挑战， 并取得了成功， 是很了不起的。”他之所以了不起， 是他有胆有识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拔掉了苏联设下的卡子， 解决了当时航空工业的燃眉之急。GC-4超高强度钢这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发明奖。
为进一步研究GC-4超高强度钢的潜在使用性能， 提高起落架的安全使用寿命， 张连荣、钟平又与协作单位合作， 通过采用GC-4钢贝氏体区等温工艺、起落架改进设计和零件表面喷丸强化等技术措施， 最终实现了起落架与飞机机体同寿命， 这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意义深远， 张连荣等功不可没。
科学在发展， 航空工业在前进， 在我们庆祝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之际传来喜讯， 我国新一代战斗机试飞成功， 它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航空材料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材料不断涌现。现在我国有了更好的超高强度钢， GC-4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光荣“退役”了， 但它是中国航空材料发展史上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超高强度钢， 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功勋”材料， 在它身上凝结着老一辈专家吴世泽的智慧和心血， 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创新精神。这是他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吴世泽离开我们快20 年了， 在这期间， 一大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专家成长起来，成为各个专业的领军人才， 航空材料科研事业繁花似锦， 吴世泽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风雨历程高空台
———高空台建设45年回顾
朱光亮
45年前， 响应党的号召， 我来到624所。研究所位于四川西北与北川县接壤的江油县境内。这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 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这里高山耸立、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景色十分秀丽， 一条源于平武县、汇于涪江的平通河流经大山之间。一座连接式的连续气源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简称高空台） 就屹立在平通河畔的太华山下，这座高空台的建成是624所几代人的结晶， 也是624所人的光荣。
艰难曲折的历程
早在1964年2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曾就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指出：“要抓紧空气动力中心和高空模拟试车台的建设， 如再迟迟不动， 将来势必造成大的被动。”根据这一指示， 国防科工委于1964年7月组织了高空台技术小组， 同年12月提出了《关于建设高空台必要性》的专题报告。1965年国家做出决策， 在大西南大三线建设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基地， 并把高空台作为国家重点项目。
1965年4月26日， 被人们称作“十八勇士”的第一批先行者， 在624所 （原六院十一所） 政委刘子英、副所长赵诚带领下， 从繁华的首都北京到达江油， 在武都一座十分破旧的小学临时住下， 他们以地为床， 稻草做铺， 旧报糊窗， 度过了不少难忘的日日夜夜， 拉开了建设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基地的序幕。随后， 全国四面八方的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和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相继到来， 与他们汇集成一支浩大的建设大军， 扎根于崇山峻岭的观雾山下、松花岭上。这支大军以山区为家， 以艰苦为荣， 头顶青天、脚踏荒山、披荆斩棘、栉风沐雨， 在这里打响了建设高空台的战斗。
建设初期全所职工一个样，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官兵， 不分专业， 全都参加到抬电杆、拉电线的工程当中， 人拉肩扛、涉水爬山架设输电线， 仅1965~1967年就架通了从中坝到甘溪“一线五点”22 km的所区输电线路； 人手一把锹、一双帆布手套、一双再生布袖套和一副垫肩， 利用星期天或晚上， 争先恐后、浩浩荡荡地战斗在河滩上、沙石厂， 抢运沙石、物资； 不分白天晚上和节假日， 战斗在预制场， 制作预制件、预制块， 仅半年时间， 就抢运各种物资万余吨， 沙石数以万方计。在那时既无加班费、补助， 也没有什么换休假， 更无奖金， 有的是任务和困难， 等待大家去完成， 去克服……在大家身上体现的是创业、奉献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高空台从国家批准立项到交付国家验收， 经历了30个春秋， 这里有坎坷， 有曲折， 甚至失败， 但也有甘甜。它凝聚了3代人的理想、智慧和力量， 也造就了一代风流人物， 涌现了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迹。
高空台建设倾注了老一辈领导人的心血， 他们既是领导者， 又是实践者。624所的创始人之一， 高空台建设的奠基者， 原首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董绍庸同志， 这位1949年在香港参加“两航”（中央航空、中国航空） 起义归来的爱国者， 为了献身祖国的航空事业，冒着生命危险， 毅然回到祖国大陆。组建六院十一所， 建设中国自己的高空台， 他认为是独立自主发展航空工业的上策， 也是实现自己夙愿的好时机， 他极其兴奋地对妻子说：“走，我们去西南， 为建设我国自己的高空台作贡献！”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员不应该留恋城市的优越条件， 而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毅然离开首都北京， 来到大三线建设航空发动机的科研基地。
高空台建设更倾注了广大设计和建设者的心血。他们一干就是10年、20年、30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 向高空台奉献一片爱心。在设计阶段， 他们走南闯北搞调研， 通过模拟试验取得设计依据， 与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结合， 使设计更加合理， 将自己的心血洒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 忍受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诸多磨难。当设备设计完成后， 设备加工时他们又到有关工厂跟加工， 与工厂技术工人一道解决设备加工中的问题。设备进入安装时又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搞安装， 一身油腻一身汗。设备调试时又亲自主持调试工作……他们当中不少人忍受着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困难， 牺牲了不少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现在， 这些参加过设计和建设的同志都已离退休， 有的积劳成疾， 有的已离开了我们……真是“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爱国心、事业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记得高空台总体组的元老之一、研究员级高工杜鹤龄曾这样说过：“精神变物质， 爱国心， 民族自尊心， 就是一股劲儿， 完全靠钱， 高空台是不可能建成的， 自力更生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行的。”这也是我们这些所有参加高空台建设者的心境。
1990年8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视察624所。刘副主席在全所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动情地说：“你们624所的同志，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 为航空事业奉献了一辈子， 很多人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 你们对中国的飞机及航空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 对建立我们强大的国防科研试验力量， 发展高科技的尖端武器， 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应该给你们立一块碑， 刻上你们的名字。你们这一代人是光荣的， 子孙万代都会佩服你们这一辈人的奉献精神。你们获得了最高的价值、最有意义的价值， 历史会记下最光荣的一页， 包括你们的子孙。”这是对我们624所广大职工的历史性的肯定， 是极大的鼓舞。
大协作的颂歌
高空台是全国大协作的硕果， 倾注了上级领导机关和兄弟单位的心血。高空台系统中，高空舱是制造空中飞行环境条件， 进行发动机试验的关键设备。其结构特殊， 开孔面积占舱体面积的35%以上， 在大型容器设备中属国内罕见； 工作条件恶劣， 工作时要承受100多倍正负压力和300多摄氏度正负温差变化的冲击。
1970年3月， 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在北京多次召集第一机械工业部 （简称一机部）、三机部、建工部领导开会， 落实高空舱的加工任务。明确以东方锅炉厂为主， 负责舱体组焊成形， 德阳的工厂负责机械加工和热处理并在该厂总装， 东方电机厂负责设备喷砂和涂漆。为了搞好设备加工， 1971年5月， 624所先后派出了伍焕章、王润宗、贾玉书等同志作为设备加工期间的常驻代表。跟加工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在加工中碰到的技术问题， 掌握加工质量、进度等。这些同志打破甲乙方界限， 既是技术员， 又当材料员、后勤人员， 常到现场跟班劳动， 奔走于自贡和德阳之间， 协调3厂之间的问题。正如王润宗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用我们的诚心感动厂家， 促进了进度，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甲乙双方的关系、厂际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责任。是啊。要有真正的事业心、诚心， 就不怕负责任。”
高空舱体的焊接正值盛夏， 东方锅炉厂的工人顶着酷暑钻进沿焊缝局部预热到200 ° C的舱体内， 垫上隔热物连续作业， 一人只能焊十来分钟就得出来换另一个人进去。他们蒸烤得浑身通红， 大汗淋漓， 像洗蒸汽浴。就这样， 钻进钻出换人不停工， 靠手工焊， 一鼓作气战斗了八天八夜， 用掉焊条7． 8t， 焊缝总长5670m。工人们那种阵势、劲头， 使我们跟产人员十分感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军工是神圣的， 谁能为军工出力， 都感到无限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