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多面手”的料， 1995年自控所党委又把我派到陕西省扶贫工作团搞扶贫开发， 原则上不脱产， 一干就是10年， 连续5年被评为省级扶贫先进个人。有次晋升工资， 正当各单位都在为自己争指标时， 党委书记王纪僚亲自给我晋升一级。退休那天保卫处设宴欢送我， 喝了3瓶“五粮液”， 大家还提议为我过60大寿， 端上荷包蛋、长寿面， 让我真开心！
异地崛起，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 自控所又一个春天来了。1990年自控所整体迁到西安南郊电子城， 20多年建设发展， 自控所旧貌换新颜。先进的管理， 一流环境， 一流设备，一流技术， 研制出一流产品， 开拓进取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带领全所职工勇攀科技领域高峰， 获累累硕果。1978年以来， 自控所连续荣获国家级、省级科技成果奖， 其中国家科技成果奖22项 （全国科技奖9 项， 特等奖3 项， 一等奖3 项， 二等奖7 项） ， 国家发明奖1项， 国防科技奖57项， 省部级科技奖6项。自控所先后与美、德、意、日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 与国内多家单位建立了联合生产体制， 构建了包括10个地区25家协作单位在内的跨地区生产协作网， 产业优化组合， 人才多重培养，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职工福利不断提高， 收入稳步增长， 现在许多人都有了两套住房， 自驾游、出境出国游已不再是新鲜事， 我亲眼见证人们真正富起来。
在40年航空生涯中， 最值得回味的还是这后20 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研究所带来生机、注入活力， 到处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景象， 我干起工作也浑身是劲， 有各级领导支持、职工群众认同， 又出现较好的社会效果， 干得真过瘾！
有时也遐想， 自己再年轻20岁该多好啊！
我已经退休5年了， 退休后我制订了一套动静结合的文化娱乐休闲运动方案， 为了增强体质， 设定一些极限指标去跨越、冲刺。去年老同志体检， 我除了血糖略高点， 其他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现在儿子在所里搞产品研发， 已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我和老伴陪着可爱的小孙子在美丽和谐幸福安康的家园里享受着天伦之乐。
大好局势来之不易啊！ 这是我们航空人一代接一代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打拼出来的， 过去的做法不一定效仿， 但那种创业精神的确值得挖掘和发扬光大， 永远传承下去。作为一个老航空人， 每当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时， 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踏着时代的步伐豪迈地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缅怀我的领导和导师范棠同志
郑瑞琪
范总离开我们8年多了， 我常常想起他， 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当过我们的研究室主任、副总师、副所长， 但大家都喜欢称他“范总”， 这样更亲切些。
我于1959年8月由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航材院， 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 当时任室主任的范总给我贴了一张只讲事实、不给帽子的大字报， 题目是“郑瑞琪强调粮食不够吃”，我真切地感受到他当时的苦衷和对我的爱护。1960年11月我劳动锻炼回所， 范总让我负责雷达罩耐磨涂层548树脂的研究。1961年对我写的技术总结做了精心修改后让我在全室会上汇报， 接着让我负责部管课题“直升机金属旋翼胶结用的SY-7 （仿苏МПФ-1 ）胶研究”。1962年我们在SY-7胶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写了一篇“羟甲基聚酰胺的固化”的研究报告， 范总修改后推荐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四届高分子化学学术年会， 同时推荐的还有胡少枝的“丁腈橡胶的凝胶现象”。范总高兴地说我们在国内高分子化学领域开始有一席之地了。为贯彻中央“科研工作十四条”， 加速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党委确定我为重点培养对象， 由范总作为我的导师。从此范总对我的要求更严了。1963年我去哈尔滨参加直升机旋翼试制会议之后起草了一篇“××机旋翼用胶的探讨”， 范总对全文的构思、文献综述、性能数据分析、讨论和结论， 都做了大量的精心的修改， 因而我把他列为第一作者。这一次他破例同意署上他的名字， 但不同意把他列为第一作者。所谓破例， 范总为了扶持自己的下属和学生， 他指导修改的文章一般都不署上他的名字。1964年 SY-7胶用于直升机旋翼的批量生产， 被评为工业新产品国家三等奖， 在上报成果时范总照例只报题目具体参加人员的名字， 即使是他做了大量工作的课题， 也是如此， 对此， 航材院的老同志都很有感慨。范总是一个为他人所需、对他人有益而淡泊个人名利的人。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是我一生的幸运。
1978年11月， 我随范总参加与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技术座谈， 同住什刹海三机部招待所。范总告诉我领导上要他出任副所长， 但不知为什么不提副总师， 在他心里任副总师更适合发挥他的作用。他是一个看重实际作为而不是职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 范总虽多经磨难， 仍无怨无悔。落实政策后重担重任， 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79年底已转哈尔滨油漆厂生产了9年的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表彰的自力-2胶液在储存期内出现了凝胶问题， 该厂不得不中断供货并向化工部和航材所紧急求援。范总找到我说，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4个机种型号的生产， 要想办法解决好， 需要什么条件所里全力支持。带着范总的关怀和嘱咐， 我们与工厂的同志一起经过3个月的调查、分析、试验研究， 查清了原因， 恢复了生产供应。化工部军工局局长、总师亲自对航材所表示感谢， 三机部为此给了航材所技术攻关奖。我们据此写了一篇论文。
1980年， 范总听取了我对翻译、分析、研究国外标准资料的情况汇报， 提出胶结结构的关键问题是耐久性不够， 提高胶结结构的耐久性必须研究发展先进胶结体系和质量控制，范总让我在航空非金属学术会议上做了“提高胶结结构耐久性的途径”的报告。在这前后，范总为我审校了近10篇美国军标、规范的译稿， 并审阅了我编写的美国波音、麦道公司用的结构胶结技术的两篇综述。1980年北航和航材所联合研制了由铝箔连续磷酸阳极化/SY-D2底胶/SY-13芯条胶组成的耐久铝蜂窝芯， 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应用于十多种飞机、卫星、导弹， 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们据此发表了《耐久铝蜂窝芯胶结体系的研究》论文。
1982年起， 我作为副导师协助范总指导3名研究生。每位研究生毕业， 范总都要在家设宴款待学生， 并由副导师作陪。平时是严格要求， 席间是真情祝贺和鼓励。我自己没有读过研究生， 正是通过范总的言传身教， 教会我做人， 教会我如何带学生， 此后自己也独立带了几名研究生。
1987年我老伴受工伤， 为能照顾老伴治伤、养伤， 我辞去了研究室主任职务， 当时有院领导希望我去科技委， 也有的要我去总师办， 我拿不定主意， 去找范总， 范总说你还应多做些课题研究工作。在范总的引导下， 我从头做起， 先后申请了院基金、部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和“八五”国防预研项目以及型号研制项目， 又带了几个研究生，度过了一生中最如意的10年。
1990年11月“九十年代复合材料发展展望研讨会”在北航召开， 范总到会。我在会上做了“纤维增强铝合金胶结层板的发展动态与应用前景”的报告。同年，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所余云照等申请到了“纤维增强铝合金胶结层板界面与残余应力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 范总两次指导了课题论证会、研讨会 ， 主审了课题组翻译出版的《ARALL新型结构材料译文集》第一、第二册， 应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审阅了我和余云照合著的《结构胶黏剂及胶结技术》一书。
我问范总， 您累了吧。他说一边审稿， 一边写《我的回忆》， 心情特舒畅。
该项目课题遵循范总提出的《复合材料研制的程序图》进行， 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防科工委分别评为优秀课题。这种抗疲劳的纤维增强铝合金胶结层板装机使用十多年来取得很好的效益， 被评为部级二等奖 （推荐申报国家奖）。
范总对下属和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1963年我们有了小孩， 范总主动把自己上下班用的自行车借给我， 以便我去照看妻儿。1998年我老伴摔伤骨折， 84岁的范总在他儿子陪同下爬上5层楼来探视， 使我们很感动， 很过意不去。
为能得到范总的教诲和熏陶， 我有时带着年轻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去拜访范总， 他总会给我们弹上一曲， 有时是他弹风琴我们唱歌， 或者大家一起唱， 歌声飞扬， 其乐融融。他最爱唱《毕业歌》和《满江红》， 有时范总拉二胡， 他老伴陈蕙芳弹风琴， 合奏得很好。范总还会吹箫、吹口笛、吹口琴、弹月琴， 他会背唱《步步高》等二三十首广东音乐， 也喜欢电影插曲， 喜欢唱《渔光曲》、《大路歌》、《红色娘子军军歌》等， 多才多艺。音乐消除疲劳、增添生活情趣、陶冶情操， 音乐相伴一生， 这也是范总多彩人生、快乐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我退休后， 几乎每个月都和老伴一起去探望年过八旬的范总和他的老伴， 获益甚多。范总和老伴互相怀着感激对方的心情， 同甘苦、共患难， 一起度过了60个春秋。范总十分感激老伴辛劳持家， 培育儿女， 理解、关心、支持他的工作， 也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1988年他在给老伴洗头时发现她头顶的黑痣， 经检验是基底细胞癌， 因发现得早， 及时治愈。1997年老伴患直肠肿瘤也得到及时治疗和精心照顾。2001年11月夫妻俩87岁时谈起为什么两人都是家族中最长寿的， 范总总结了3点： 一是坚信“诸恶勿做， 众善奉行”。二是国家给了比较高的工资， 经济比较宽裕， 老伴患癌症时不时买灵芝孢子粉等保健品， 给老伴增加营养。三是子女也孝顺。我给范总补充一点， 夫妻恩爱和谐也是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范总的一生是一本书， 一本越读越有味的书， 越读越受启迪的书。他老年时写的《我的回忆》约30万字， 写得朴实无华， 细细道来， 如潺潺流水， 述说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一个中国著名的航空材料科学家的成长过程。
六院建院选址琐记
孙华堂
1961年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份。遵照党中央1960年12月20日的决定和中央军委1960年12月27日的通知， 在空军党委、空军领导的正确组织和领导下， 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简称六院） 的组建筹备工作正在北京市东交民巷空军第三招待所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在阳光明媚的初夏， 六院政治部吕鸿主任和曾昭敏副主任亲自来到广东省汕头市守备22师看望和迎接即将北上的师、政、后机关的全体官兵。6月10日和6月15日， 守备22师两批200多名调六院工作的干部， 按照中央军委肖华副秘书长关于六院组建期间可暂住北京市西颐宾馆南馆的批示， 先后到达了北京市西颐宾馆南馆集结报到， 全国各地、各军事单位、军事院校调六院工作的干部也相继到达西颐宾馆南馆报到。
1961年6月29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在北京市东交民巷空军第三招待所大礼堂，隆重而庄严地召开六院成立大会。六院政治部主任吕鸿主持会议，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关于成立六院加强航空科研工作重要意义的报告， 并宣读中央军委、国务院关于六院唐延杰院长、王振乾政委等院所领导干部的任命名单。会后， 贺龙、罗荣桓、聂荣臻3位元帅与到会的国防科委钟赤兵副主任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嘉宾、领导以及六院机关全体干部合影留念。随即， 六院机关在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大礼堂召开大会， 由唐院长宣布了院机关各部、处等全体干部的任命名单。
六院成立后， 院址选在哪里， 建在哪里， 是院领导的当务之急。唐院长为了节省开支和尽快开展工作， 决定搬出西颐宾馆， 暂住天津， 于是院务部余启龙部长、器材部周交臣部长和院务部后勤处孙尚林处长等， 立即到天津现场进行了勘察落实，8月份六院机关从北京西颐宾馆陆续搬到天津市东局子198师营房。天津市随即便出现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4847部队为代号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 唐延杰院长的名字也不时与天津市委书记万晓棠等领导同时出现在《天津日报》的头版。六院机关各大部的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 以院务部为例： 军务处首先开始招收各类服务人员； 管理处立刻组织起采购生活办公用品的工作组， 并积极参加河东区政府和天津市第三商业局召开的越冬煤、冬季大白菜的分配、储运与各种专卖商品分配等会议； 组织训练各大专院校分配到六院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的工作也在天津市交通饭店紧张进行。一时间六院机关出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