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阶层、体育人群、法律等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航空体育的意义和航空体育给社会、人类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迁。实际上，人类学家早就关注到体育与社会的关系，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认识到：像竞技赛事这样的活动，可以为人类学家提供有关史前文化方面的重要线索。在《竞赛的历史》 （ 1879 ）这篇经典论文中，泰勒认为，当某些简单和普通的竞赛（如投球或摔跤）自己出现的时候，在其他地方也冒出了一些“明显是人造的”、具有某些变戏法性质的类似的竞赛，这些竞赛不可能在两个地方偶然出现。因此，可以追溯到相同的地理中心。换言之，某些竞赛可用作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中心之间传播和接触的证据。我们在研究航空体育的历史时，也同样发现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战国风筝的发明都出现在齐鲁，福建的孔明灯却与宗教祭祀有一定关系等。中国古代风筝、竹蜻蜓出现在西方最早的那些国家，大多是与中国接触最密切的国家，这些体育活动对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起过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航空体育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
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会的基本生物需要，是文化滋长、发展以及延续的条件，可称作“文化手段迫力”，人类用文化的手段满足他们的基本生物需要。
最初鲁班、墨子造风筝是想做一种能飞的器物，到魏晋南北朝，风筝用于测量工具，中国的土火箭开始是用于战争，魏晋时期风筝用于军事测量。今天土火箭却成了飞行器的推进装置，孔明灯开始只是一种宗教祭祀物件，由此启示而发明的热气球已成了一种旅行工具和测量工具。不同时期，飞行器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文化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和人类进步的关键。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必须要得到七种基本生物性需要的满足，才能生存下去，即新陈代谢、生殖繁衍、身体安全、舒适、运动、成长、健康，世界上每一个社会对于这些基本需求，都会有相应的文化措施，比如营养、亲属关系、居所、防卫、活动、训练、卫生等。
所以，人的需要是航空体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到人对航空体育生理、文化、精神的需要，对古今各民族不同地区发明的飞行器的研究、航空体育竞技、航空体育教育、航空体育旅游的规划和开发、航空体育休闲景观、航空体育训练场地、航空体育的产业营销都是航空体育和人类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原始岩画上的飞行器、巫术与古代飞行器、古今飞行器的体育价值、地域性与航空体育的关系等，都是体育人类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如果航空体育学者具备人类学的基本素养，那么，航空体育学者同时就是人类学者，他们到航空飞行器发明地去参观、考察就是一次短期的“田野考察”。
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社会的到来，人们对休闲体育、旅游体育的兴趣与日俱增，把航空体育与休闲、旅游的结合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始，乘热气球旅行也在各国开展。滑翔机爱好者选择高山，跳伞爱好者选择大峡谷，这些项目不仅是一种对高度、速度、勇气的挑战，其中山河秀美、风光奇特、景色迷人也是吸引航空体育爱好者的地方，这与人类学“他者”异文化的研究相一致。
航空体育与旅游观光研究，以及对异地、异国古代飞行器的“田野调查”，既是体育旅游者、航空学者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体育人类学者研究的问题。因为其中有关于文化接触、文化内涵及其变迁的因素。文化接触，是西方文化学术语，指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的一种情况。这些影响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文化的接触是有限度的，则它所表现的就是文化丛及文化元素的传播，此时应注意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观念、风俗和物质对象的更迭；二是如果文化的接触是全面性的或近似全面性的，由于这使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融合，则“文化接触”可视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即是结构及一般形式的变化。英国学者福蒂斯认为：“必须把文化接触视为不是指文化元素来自一个文化中移至另一个文化中，而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之间的一种连续的互动过程。”在中国风筝、竹蜻蜓、孔明灯等飞行器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文化接触刚开始发生在少数地区，当风筝在唐代各个地区普及时，中华民族的文化已近似于全面性的接触。中国古代飞行器在14世纪传播到欧洲，那种文化接触是有限度的，只是接触到皮毛，所以那时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的飞行器了解得不深。如今山东潍坊风筝节的举办，使国际友人对中国的风筝才有了全面的了解。
到现代，无论是对中国古代飞行器，还是对古埃及飞行器，这些文化都有了全面的了解，有明显的互相渗透和互补，而且创造出新一代的飞行器。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文化融合，即指文化调整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调整中，两个文化自主体系大致相近；文化融合的结果可能产生第三种文化体系，而原来的两个体系即随之消失。或者不产生第三个文化，而是维持自己原有的构架。风筝被异文化的西方人接受并改造成三角翼滑翔机、特技风筝，古埃及的飞行器改造成今天的飞艇，受孔明灯的启示发明了热气球等，这些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文化融合的另一种方式是同化。文化同化，是指不同文化特征的个体、群体相互接触融合为同质文化的过程。同化的一般规律是先进文化同化后进文化；外来移民文化被本土文化同化；多数人的文化同化少数人的文化。但是也不排除例外。同化的根本特点是潜移默化。就古代飞行器来看，他们刚开始都是在某一地区出现，后来成了大多数人的文化。就近代飞行器的发展而言，西方发明新的飞行器（飞机、滑翔机、热气球、飞艇）也可以看作是先进文化同化后进文化，因为西方这些国家科技进步，他们在风筝、竹蜻蜓等古代飞行器的基础上，装上发动机、螺旋桨，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这无疑可以看作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虽然，从14世纪中国古代风筝传到西方，到19 世纪出现飞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莱特兄弟从小爱玩竹蜻蜓而发明飞机，都可以看作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上述这些都是航空体育学者和体育人类学者都关注的研究内容。
航空体育文化也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功能角度研究。以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为代表，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在一个特定共同体中，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扮演一个特定角色，具有特定的功能：人类学的任务是了解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贡献及相互关系。我们研究古代飞行器时，分析那些飞行器的功能是很重要的，关于古埃及的飞艇，有人做了十分仔细的、科学的功能分析，确定几千年前古埃及确实存在一种飞行器，但是否飞得远、飞得高却要进一步研究。关于战国的木雀、竹鹰或唐宋的木鸢的研究，我们也应根据文献资料对其进行功能分析，据《列子》记载，墨子用三年时间做成木制飞鸢，上天飞了一日。又据《墨子》记载，能工巧匠鲁班用竹子做成的竹鹊，在空中飞了三天。究竟鲁班的飞鸟能否飞三天，是连续飞的、还是断断续续飞了三天，有人说当时的木鸟的翅膀是活动的，那么是如何动的？这些问题都要做实验才能知道。还有竹蜻蜓、孔明灯， 15世纪西方的跳伞，古代的方形伞、尖形伞，这是航空体育和体育人类学者感兴趣的事。
总之，航空体育与人类学的关系是较为紧密的，从古代飞行器研究中的文化变迁、文化接触，飞行器的民族性都涉及到人类学，现在航空体育与旅游业的结合，更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毫无疑问，航空体育学者与体育人类学结合是今后体育领域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