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组织决定
1985年3月19日中国民航局领导班子调整，胡逸洲任局长、党委常委，郭允中任党委书记、副局长，阎志祥、郭浩任副局长、党委常委，周世贤任党委常委。1985年11月30日中国民航局领导班子增加管德、李钊、柯德铭为副局长、党委常委。198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任字（1986）73号文任管德为民航局党委副书记。
这是中国民航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民航管理体制迅速变革的时期，管德、李钊、柯德铭3位干部从航空、航天系统司局级领导干部位置上调到民航局，显然是为了加强和充实民航局领导层的力量。当时民航局在政府中的级别是副部级，所以对新调进的副局长来说，应属平级调动。对此，管德等人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决定，离开了熟悉的航空制造业专业岗位，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主管民用航空运输的政企合一的部门。
管德记得，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尉健行找他谈的，明确中央决定要他到民航局工作。
是尉健行找我谈话，说决定要我到民航局去。
其实我更愿意在航空继续工作下去，但那时候就是要服从组织决定嘛，我也没说什么，就到民航局去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上任伊始
管德没有想到，上任以后的第一项工作是解决民航局职工的住房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的职工住房是由国家统一解决的，各单位要给职工建住房，需要有上级的资金拨款、房屋建设指标。而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指导下，几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职工和城镇居民住房都处于欠账过多、人均住房面积过小的高度紧张状况。
管德回忆：
那时候民航局的职工几乎没有一个人住房是达到标准的。那时候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有规定，处级干部住房是多少，科级干部是多少。
当时民航局有2000户没房子，于是我就决定买房子。
资金怎么解决呢？我刚去的时候，各航空公司还没有独立，是民航局下属的单位，当时是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沈阳6个民航地区管理局，航空运输业务都归民航地区管理局管，我就收他们的调节费。那时候东北、华东、中南赚钱，西南差不多平，西北就赔钱。我为他们收调节费，明确指标，一年收多少钱，这样我手里就有了钱。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民航局机关有2000户的住房没有达到标准，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管德此举肯定是民航局领导班子的决定，但对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管德，这绝对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管德的特长是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问题，他用程序、制度和严格执行、一视同仁，将复杂问题最大限度地简单化。
我那时候住房分配就是按职工的工龄、年龄排队。
在许多单位，分房子的做法是分一回房子排一回队，分一回房子排一回队，这样一来，那些有后门的、有关系的人就总是排在前头，一般职工群众就老也分不着房子。我的原则就是排一次队，排队以后再也不准变动，所有的人就那么一个一个排。
所以我负责分房子很轻松，也很快。过去一到分房的时候，这负责分房的领导家里全是人，都来找，想要向领导说明自己的情况，无非排队排得靠前一些。我的方法简单，排好了队，到你了，你就去拿钥匙，不到你，甭管你说什么理由，都没用。就是严格的按工龄、年龄排。有一点我不是吹牛，我心眼好，我不偏向谁，你跟我近也好，远也好，咱们公事公办。
就这样，到我从副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民航局所有人的房子都达到了标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在讲到这项工作时，管德还是举重若轻，显得很放松。但细想一下，从1985年底上任，到1993年离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让机关“所有人的房子都达到了标准”，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应该说实际上不会轻松。
公事公办，这是管德的一贯作风。
地处北京东四西大街155号的民航局办公楼始建于1959年，1962年投入使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为北京市民认可的地标性建筑。20多年以后，管德在任的时期，这座大楼与当时许多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办公设施有着共同的特点——职工住房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的情况下，万不得已，职工宿舍挤占了办公用房。
民航大楼也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原来民航局的职工没有住房，有的就住进了办公大楼，一层楼里，这边是政治部办公室，旁边就有小孩哇哇地哭，职工宿舍和办公室混在一块了。还有空管局等好多基层单位也都挤在这栋大楼里，后来买了房子，就都给搬出去了。
高德仲同志花了不少力气，办了不少事，他到处寻找房源，买了相当多的房。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华航事件”
1986年5月4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本社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获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飞回祖国大陆，于5月3日15时10分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以及货物22万磅[1]。现在飞机和货物已被妥善保管。王锡爵本人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中国民用航空局邀请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飞机、货物及其他人员的处理问题。
据报道，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56岁的机长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与王锡爵同行的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千克货物的华航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
途中，王锡爵改变航向，飞向广州。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15时10分，飞机安全降落。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1979年新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著名的“叶九条”。1981年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规模宏大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来北京参加纪念大会；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
在大陆方面做出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的时候，台湾方面还在犹疑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而王锡爵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方面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台湾方面则又一次陷于被动。
从以后的新闻报道和综述中可以看到，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这是一件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大事。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相关单位迅速组成了专门工作机构，由中国民航局出面与台湾方面接洽，作为副局长的管德具体负责该事件的处理工作。
5月3日，民航局在第一时间发出了一份电报：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这封电报表明，在这一事件中，大陆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主动，并表明了灵活的处理意见。对这封电报，华航手足无措。派人去北京？违反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没有这个胆量；请示最高当局？得到的答复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3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
“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管德回忆：
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要写报告向中央汇报事态变化、进展和我们的处理意见。
——管德访谈（2012年5月）
事情过去了26年，回头看，在处置这一事件中，民航局在有关方面密切配合下，按照中央领导意图，打出了一张又一张好牌。《民航大事记》中记载：
5月6日，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及局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在首都机场迎接驾机从广州飞抵北京的王锡爵，田纪云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王锡爵。
5月11日，中国民航局两次致电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或选择其他地方，商谈并办理接回飞机、货物及机组其他人员的具体交接事宜。
中国民航局5月11日第二次发出的电报，全文如下：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７4７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做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电文情真意切，不亢不卑，既谈及民族大义，又申明原则立场。用词温和，言简意赅，合情、合礼、合理、合利，立意明确，态度坚决。
鉴于岛内民众的广泛呼声以及大陆方面合情合理的正当态度，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再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拒绝与中国民航接触了。经反复考虑之后，蒋经国亲自做出指示，改变不正面接触的初衷，华航可以出面与中国民航局会商。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为之一震，灵通人士意识到，台湾海峡的冰冻有了破裂融化的迹象。
经过一场高层次、高水平的博弈，该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民航大事记》中记载：“5月17—23日，中国民航局代表和台湾华航代表在香港就交接事宜进行4次商谈，于20日全部达成协议，23日顺利完成交接。6月1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已被任命为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的王锡爵，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副局长阎志祥等参加了接见。”
在由马振犊主编的《台前幕后1949—1989年的国共关系》一书中写道：
在这次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之后，一个“自由还乡运动”在台湾老兵中掀起，继而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促进会在台北举行集会，与会老兵身穿写满汉字的衣衫，满眼皆是令人百感交集的心里话：想家，想回家。
1987年6月，台湾‘立法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7月，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在台湾及澎湖地区实施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同时，决定适当放宽出入境限制。紧接着，台“交通部”“内政部”共同宣布，解除台湾居民前往港澳地区观光必为第一站的限制，同时还放宽大陆出版物进入台湾发行的限制，台湾的学术教育机构开始被允许进口大陆出版物。
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探亲潮的兴起，自然而然带动了两岸的经贸、文化、学术等领域交流。
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管德是参与领导的主要人员之一，负责具体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对管德非常满意，不仅对他的果敢、机敏和灵活的处理问题的思路、方式方法留下深刻记忆，对他亲笔书写的“每日一报”中清秀的书法和简明扼要的文字也有很好的印象。管德回忆：
在平时工作中，我们与王书明副秘书长的直接联系并不多，但那一次任务结束时，他一再表示，要和我加强联系，并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合作。
——管德访谈（201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