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发还是双发
1964年初，第一阶段摸透米格－21飞机的技术工作胜利结束，六院同意一所在以主要力量继续进行摸透、仿制米格－21飞机的同时，抽出部分技术力量进行新机方案的探讨研究。
1964年5月，六院唐延杰院长，曹丹辉、徐立行副院长在一所主持召开“米格－21、伊尔－28飞机改进改型方案会议”。
1964年10月，六院一所召开“米格－21机改进改型预备会议”，唐延杰院长、曹丹辉副院长参加并主持了会议。在这次会上，唐院长做了讲话：
我们主张衔接，即仿制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自行设计。……现在应该把重点转移到自行设计上去了。……从形势来看，由摸透转到自行设计也是必要的。
601所《歼8飞机研制史》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唐院长的讲话吹响了新机研制的进军号，调动千军万马全面开展新机研制工作。”
歼8飞机由此开始研制。
那时候的管德是气动室颤振组组长，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与全所的技术人员都在关注一个关键问题——新机采用一台发动机（单发）还是两台发动机（双发）。当时一所提出的两个初步方案分别为：1.采用两台815或改进的815发动机作为新型号动力装置，即“双发”方案；2.采用六院二所自行研制的、推力为8500千克力的发动机为动力装置，即“单发”方案。
在1964年10月六院召开的改进改型预备会议上，本着“初战必胜，争取时间把成果拿到手”的原则，一致同意先搞“双发”方案并决定采用两台改进的815发动机（以后定名为815甲）作为新机的动力装置。
歼8的研制中，管德的任务是气动弹性的分析计算，他领导下的工作在歼8总体方案形成中成绩显著。
601所《歼8飞机研制史》中记载：“歼8飞机在技术上的成功处之一是，控制住了机翼重量，没有按面积的平方向上涨。这主要是由于管德同志所领导的颤振分析工作，在摸透米格－21机的基础上发现米格－21机载刚度上还有潜力可挖，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次，参照美国F－4B、F－86飞机残骸，采用了一些新成果，而不是照搬苏联。”
“文化大革命”之初
1966年5月18日，一所党委书记于达康、副书记宁秉一分别参加了由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和沈阳市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听取了部、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19日，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一所的“文化大革命”，决定机关、设计室每天抽出半天时间搞“文化大革命”。
5月底到6月初，这是令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猝不及防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自6月4日起，在不到一周时间内，一所内就贴出大字报3000余张，跟产队也贴出大字报700余张。一时间，所内盛传全国各大专院校令人难以置信的狂乱动向，科研生产秩序开始不正常。
一所党委与全国多数单位的党委一样，按照历史的经验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组织了对所内“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批判。首当其冲的是徐舜寿。
当时的徐舜寿早已于1964年7月13日调任六院十所（603所）任技术副所长兼总设计师，但所党委认定他在一所影响太大，所以通过六院领导，把他从阎良叫回来接受批判。在徐舜寿之外，加上了陈嵩禄、肖声和管德，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徐舜寿的黑线人物。所党委组织群众批判，楼？
“在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开干部中‘四不清’问题的同时，各单位普遍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或三级干部会议，上面动员，下面揭发，相互批评教育，把充分发动群众和启发干部自觉革命结合起来。”对于存在的问题，《情况报告》中讲道：“有些工作队由于对运动的性质、重点认识不明确，在斗争中面宽了一些。有的把干部一般性的缺点、错误，不加分析地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问题上斗争了。有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做了结论，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这次又重新拿出来批判斗争。有的有‘怕漏不怕错’的情绪，对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已经做了检查和交代的，仍扭住不放。”
“下楼”即干部在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得到群众谅解、最终确定可以获得解脱的形象说法。“下不了楼”也就是被群众“扭住不放”。
管德回忆：
其实照理说我应该怕，因为我出身不好，但实际上我该坚持的还是坚持。“四清”的时候我是室主任，人家给我提意见，我认为那些意见根本不实事求是，就一条一条全给驳了回去。这样一来，我就“下不了楼”了，一直挂在那里，没下来。“四清”本来是让干部做检讨的，但我说，你们说的全都不对！我逐条加以反驳，不是笼统的，而是一条一条的。某人揭发检举我什么问题，我针锋相对——不是那么回事，你说的不对。
就这样，“四清”就一直没有能“下楼”。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主要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并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到1965年，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感兴趣。这一年的5月，陪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社教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基于毛泽东这样的考虑，“四清”运动到1966年上半年开始让位于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中“下不了楼”的管德很快就被打入另册。
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一句话：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落实到全国，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在实际上，学习班成了“造反派”组织和新的“当权派”整人的工具，一些单位甚至将其演变成为整肃被审查者的一种形式。“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党委组织批判的管德，又被“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者关进了“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中把我关进了学习班，叫我检讨。我说，我为什么要检讨？我就不检讨。他们说我同意所里某一派的观点，我说没错，他们也是革命群众组织，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这有什么好检讨的？他们闹不过我，只好说算了、算了。
我从小就不是那种乖孩子，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规规矩矩，而是很有自己主见的。所以我“四清”下楼下不来，“文化大革命”解放也解放不出来，老是被放在了最后。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是管德的特点，他认为这一点有些受父亲的影响。“这有点像是父亲性格的翻版，特别犟。我父亲脾气坏，我也脾气坏。但是我到设计室以后管颤振组，工作上不敢随便。”
冯家斌回忆：
管德这老伙计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搞技术，但有时候特别横，甚至可以说是“霸道”。对我们专业组的人都挺好，但对除了我们以外的那些人，谁要说一些什么他不满意的话，火一点就着，他会跟人家干仗。看不顺眼就说：“我就不干，怎么的？”
——冯家斌访谈（2012年3月）
管德在沈阳受到冲击的同时，他在北京的家也同样受到冲击。鼓楼附近的家被查抄，并被勒令搬出。
“文化大革命”以后落实政策，给我们家补偿了一些房产，给的房子还不少，但鼓楼那个院子一直没有退还给我们家。前不久我二弟从加拿大回来，他去看了一下，回来告诉我说，原来就是一排北房，现在都改了，建了两排东西厢房，但也没什么人住，在那空着。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歼8首飞
就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管德和所里的大多数技术骨干、工人群众仍然坚持着把歼8飞机的研制放在了一切之上，忍辱负重，顽强地继续着研制工作。
601所《歼8飞机研制史》中记载：
“1965年底，开始了歼8零批飞机试制的准备工作，1968年六七月歼8试验机01、02架相继总装完毕，这期间，歼8飞机的试制工作虽然遭受‘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在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采用设计与生产搭接的办法，实行‘三结合’，共攻技术难关，终于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成功地试制出歼8零批飞机，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歼击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科技人员，使他们在含冤受辱的情况下还有这样难能可贵的作为呢？”曾任601所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冯广来在一篇文章 中这样设问并给出了回答：
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的601所空气动力室副主任管德同志，在后来的回忆中道出了歼8创业者的精神世界：“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歼8飞机是成百个单位、成千上万人的劳动结晶。决不能因自己的得失荣辱，损害这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原来是爱，是对航空事业的爱，是对歼8飞机的爱，是对人民血汗的爱，是拳拳航空报国心。虽然那段谬误的历史委屈了他们，但他们还是以德报怨，以才报国。
——冯广来《歼8——历史丰碑》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飞行试验是飞行器、动力装置及机载装备在真实的飞行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各种试验。飞行试验贯穿于研究、设计、鉴定、生产和使用全过程，并借助于大量精确的测试手段获得实际试验数据资料。
飞行试验分为型号飞行试验和研究性飞行试验。型号飞行试验要完成多种任务，因此也分为调整试飞（又称发展试飞）、鉴定试飞（俗称定型试飞）、使用试飞、出厂试飞和验收试飞。
首飞以后首先面临的是调整试飞（Development FlightTest）。
新型飞机的调整试飞用研制的原型机进行，其目的在于经过试飞暴露问题，并通过不断地修改设计，使其达到设计要求，为鉴定试飞做准备。一种新飞机的飞行试验一般都需要有数千次起落。
首飞成功对于顾诵芬、管德带领的这支飞机设计团队而言，意味着还有更加严酷的考验在后面。
是磨难也是历练
首飞是新研制型号的原型机首次升空的飞行。新机的研制中，首飞仅仅是一系列飞行试验的开始。
首飞之前，虽然已经就飞机的气动布局、进气道喘振等进行了多次风洞试验，但实际飞行中的振动现象是风洞试验无法模拟的。顾诵芬曾经讲道：“振动的问题，风洞试验根本就无法看出来。”（顾诵芬《我的飞机设计生涯》）
在管德的记忆中，歼8飞机在飞行试验过程中，振动问题有4种类型：
试飞员反映，飞机一起飞就振动。原因是起落架护板的分离气流打到平尾。歼8飞机的起落架护板是参照米格－21设计，是斜的，与气流方向有较大的夹角（－45°）。但米格－21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米格－21的水平尾翼是在机翼弦平面之上，护板在机翼下，所以护板分离流打不着水平尾翼，而歼8的水平尾翼是低于机翼弦平面，起落架一放下来，尾流正好打在水平尾翼上，造成振动现象。经改变起落架护板的角度，振动显著减小，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解决了第一种振动。
第二种振动是打开减速板时振动得厉害，经减小减速板开度，振动减小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为解决第三种振动花费时间最长。
当飞机飞到马赫数0.86的时候，整个飞机振动。开始分析以为是由于采用两台发动机引起的。两台发动机并排，机身就变得很宽，所以怀疑是不是机身收缩得太厉害，造成了气流分流？为了实际观察，顾诵芬还在机尾罩上贴了毛线，他自己乘坐米格－19教练机上天去看有没有气流分离现象，并且在飞机尾罩上开了一圈阀门，希望把分离流吸进去，也没有能解决问题。后来我看凡是双发飞机（米格－19、米格－23）都有很大的机尾罩，只有歼8飞机把机尾罩给切了，使两台发动机的两股喷流交叉之后有一块空穴，后来参照双发飞机，加大了机尾罩才解决了问题。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当时虽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当中，但经过“破四旧、全面夺权、派性斗争、文攻武卫”等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以后，社会上最初的政治狂热得到了充分的宣泄和释放，群众中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此间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