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工业气动院院长赵波忆罗阳
记者： 刘文波 袁新立
“七匹狼”，与其说是一个团队，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在那个国防工业最为惨淡的岁月，他们选择了坚守，这种坚守不是流于言谈话语的表白，而是决心用一生去忠于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去忠于一种为整个团队所认同的价值观。罗阳的死，是对这种坚守最详尽的诠释，他默默地倒下，胜过了千言万语。
“七匹狼”是有个性的团队
记者： 能聊一下“七匹狼”的情况吗？
赵波： 所谓的“七匹狼”，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种玩笑。那是我们1999年底调整班子之后，因为当时的班子里有7个年轻人，并且年龄相对接近，沈阳所里的干部职工就这样称呼起来了。
当时的7个人中，李玉海是所长，他是1959 年生的； 罗阳当时是书记，他是1961年生的； 孙聪是总师，他与罗阳同年； 还有一个技术副所长方玉峰，他是罗阳在北航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1961 年生的； 然后是负责技改、财务的副所长刘华翔，1963年生的，我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民品、三产的副所长，我也是1963年生的； 此外还有副书记王宗文，他是1957年生的，是我们7个人里面的老大哥。
记者： 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这个年轻的班子是怎么看的？
赵波： 从上一届领导班子到我们这一届以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为主的新班子，在当时来说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各方面都对新上来的班子成员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判断，这是很正常的。我想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担心几个年轻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挺有个性，也都挺强势，彼此会不会争权夺利，这也是当时很多人都担心的。另一方面，就是新班子成员之间的合作能不能搞好，整个班子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带领全所职工向前发展。
后来，随着工作开展起来，大家的担心也都逐渐消失了。新班子里的这些人虽然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大家的理念和价值观是相近的，尤其是在对待事业和工作方面，以及一些基本的原则上，大家都是认同的。不但没有不合作，反过来大家在工作中相互合作支持，面对问题都要聚在一起讨论共同决定，即使是在放假的时候，几个人也会聚在一起商量，这是很难得的。
与别人相比，我和罗阳的关系要更深一些。1994 年所里把我俩同时调到了所机关，他任组织部长，我任所办主任。也就是从1994年开始，直到他调入沈飞，期间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一直都是朝夕相处。那时候我俩经常一起去吃午饭，就吃面条，在所里的小饭店里，几乎天天如此。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对生活上、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要求，面条比较简单，也比较节省时间，每人一碗面条，很快就吃完了，可以赶快去忙工作上的事。
面对困难，我们选择坚守
记者：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 年代初，正是国防工业比较困难的时期，您有怎么样的看法？
赵波：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就是罗阳和我在所机关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正是我国国防工业领域比较困难的时期。坦率地说，我们正是凭着对航空工业、国防工业的坚强的信念才坚持了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么说显得有点儿空，但是我们是真正经受过考验的，经受过两个大的考验。第一个考验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军工企业苦难的考验。也就是从我们参加工作到以后一段时间，型号任务相对少，不但航空工业领域，整个国防工业领域工资水平都比较低。在这期间，不同的人开始做出不同选择，不愿意忍受清贫和寂寞的，有人选择了下海出国，有人选择了调离航空工业领域，找一个好单位，而这种选择就是由不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决定的。这段时间人才流失得比较多。那些能坚守并留下来的人，都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也就是说在事业和生活相对清贫的选择当中经受住了考验。
记者： 那时候，你们的收入与下海的那些人的收入差距大概能有多大？赵波： 那时候，像我一样的硕士生或者是本科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也就是百八十块钱，全部用来吃饭可能还吃不好。当时外企的工资比较高，那些下海的人每个月有几百甚至上千的收入很正常。
记者： 对比收入上的差距，你有过下海或出国的想法吗？
赵波： 如果说一点儿也没有，那不太现实。我当时也有些动摇想走，同时我也想做一下测试。在1992—1993年那段期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香港公司的招聘广告，我就决定试一下看看我到底值多少钱。我当时的收入不到100元钱，后来那个香港公司多次联系我，想招聘我进他们公司，并且开出的工资是800元，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10 倍。但是，我最后并没有选择离开，我还是留了下来。
2000年后，随着条件逐渐改善，我的选择也逐渐得以验证。在2002年大学同学毕业20 周年的聚会上，全班三十几个同学，其中不乏大老板、大富豪，有的个人资产已经过亿。但是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挺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国家利益、国防安全息息相关，我们所参与的每个科研型号对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工作所创造的价值直接服务于国家，对国家有益。
记者： 在困难的情况下，罗阳是怎样的心情？
赵波： 在这方面，罗阳比我坚定，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出国或者下海的事，相反在看到一些人离开航空工业领域之后，他的性格更加稳重，作为“头狼”之一的他更加成熟，对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也更加深刻。而我的那次“测试”经历也给他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素材，让他有了更全面的思考。作为组织部长，他开始更多地去考虑如何稳定年轻的设计队伍，如何去吸引人才； 思考如何让选择祖国航空事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使更多的人愿意投身航空。所有这一切，他都不是为个人思考，而是为组织、为整个航空工业在思考。
罗阳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在人才培养和队伍稳定方面主要做了两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一是稳定队伍，确保员工成长，让年轻的设计队伍顺利地接过老一辈设计人员的接力棒； 二是培养了年轻队伍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其中更多是提升为国家作贡献的胸襟和素养，让离开沈阳所的人也能在航空领域之外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 您前面提到了两个考验，还有一个是什么？
赵波： 第一个考验是能不能坚守住信念和耐得住清贫； 第二个考验是能力和诱惑的考验，尤其是在型号任务多的时候，对做好型号工作的能力考验。事实证明，以罗阳为代表的技术人员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现在我们承担的工作强度比以前大得多，型号任务也多得多。
在过去，全所的型号也就一两个，而现在，型号任务是以往的两三倍，但承担这些任务的人数没有大的变化，而且队伍的平均年龄越来越低； 另外，项目研制周期大大缩短，过去所里的人是怕没有任务得不到锻炼，到后来则变成了怕承担了任务后完不成，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所以才有了我们所说的“611”“711”工作制。
共同价值观炼成真正友谊
记者：“七匹狼”经历过哪些考验呢？
赵波： 在这里，我想说一件事，通过这件事，你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更深的认识。有一次，我们因为任命一个支部书记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和分歧，当时我想选拔年轻有朝气的人，罗阳想选拔资历更老、经验丰富的人。我们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并且坚持己见，在他的办公室大吵起来。虽然罗阳平时看上去很平和，但当我们都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的时候就争吵了起来，从早上9点一直到11点半下班，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中午也就没有在一起去吃面条，各自回家。别看罗阳平时是慢性子，说话慢声细语的，很少生气，但这一次，我们吵架到了彼此都脸红脖子粗的地步。中午他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去了一看，他正在家泡方便面，他建议我俩都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听听彼此的想法，说说各自的原因和理由。后来我就把我的想法和原因，以及选择这个人的理由和对另外一个人的考虑等都说了一遍，他听完后接受了我的想法，并给予我支持。
这件事情，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罗阳的宽大胸怀。而正是这次争吵，也进一步验证和大大加强了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工作的这种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后来罗阳也经常说，我们7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并且如此团结协作，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
记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赵波： 我们后来将它总结为“以业为重”。干事情和干事业的距离是很大的。干事情是维持在生存、生活层面，干事业对于一个人来讲则是一辈子的投入和选择，对国家则意味着一如既往的坚守和执着，是对国家利益的负责和付出。另外一方面，我们班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果我们个人的想法与组织上有偏差的时候，有个人意见的时候，在决定之前，我们会充分讨论，甚至拍桌子，但是一旦意见统一，决定下来后，我们都会坚决地执行下去。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是一样。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量缩短与国外的差距，加强自主创新，促进航空工业更好的发展。
罗阳再见，再难见
记者： 他到沈飞之后，你们两个的工作交集就少了吧？
赵波： 是的，虽然业务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但是由于我们两家单位位置、历史的特殊关系，罗阳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用电、供暖等都需要沈飞公司给予支持，从单位来讲是兄弟关系，个人层面上也是兄弟关系。
记者： 你觉得最近一年，他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哪里？与以前有什么变化吗？
赵波： 这件事情大家也都在议论，我个人分析，是由于长期、中期、近期三个原因。从长期来看，他从担任沈飞公司党委书记，到2007年担任总经理以来，尤其是近5 年来，他的压力明显加大，因为近几年来型号任务多，节点紧，每年都有指标，都有考核，总结起来就是岗位的变化、责任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第二点是近几年，几个型号的连续奋战，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好，每一个节点都要保证，基本上一年以来工作计划都排得满满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期的压力。第三个呢，近期在航母上的这段时间里，罗阳本来应该放松的，但是作为负责人，他没有去放松，他本来就是一个负责、细心的人，反而把精力放在了型号任务上，所以可能是由于环境、任务等的因素导致他的压力巨大。再一个从个人性格层面，罗阳性格不像我们这样，长期的工作岗位的原因，使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情况跟别人讲，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更多的是将压力和烦恼自己来承担，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沉稳、内向，而反倒是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很愿意找他谈心、聊天。他是别人的减压阀，别人找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说“没问题啊，放心”等，他自己却很少去麻烦别人。
记者： 你是什么时候得知他去世消息的？
赵波： 11月25日中午。我24 日刚回到沈阳，25 日本来计划要开会的，王宗文 （中航工业气动院党委书记) 发来一条短信，告诉我说罗阳不行了。我收到短信有些懵，到底“不行了”是什么意思？直到确认这个消息后，一直到现在，这种突然的打击都让我无法接受，做什么事情总是走神。
后来我们气动院领导班子集体悼念罗阳同志的时候，我在签字簿留言时，写下了“沉痛悼念好领导好兄弟”。实际上，我们在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中，建立了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感情，这是一生中再也不会有的了。以前有时候我上班途中路过他的办公室，经常会过去坐一坐，和他聊一聊，有些困难他能给我出出主意，他虽然仅比我大两岁，但他更成熟，更稳重。但现在不可能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