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初，江西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洪都分团进驻洪都，开始了“四清”（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运动，并明确规定工厂的运动由社教分团领导。根据中央和省委对运动的要求，社教分团把工厂工、组长以上干部全部放到一边，把厂里原有的各级组织放到一边，发动群众、组织队伍，通过背靠背的揭发，贴大字报，对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确定每个干部的“问题”。
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社教分团把工厂的干部队伍看得一团黑，认为工厂的阶段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三番五次动员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干部自我检查不能过关的就叫没有“下楼”，将他们“挂”起来，既不通过又不作结论，甚至调离工作岗位，下放车间劳动，造成许多干部思想混乱，队伍不稳定。
作为组长和支部委员的石屏自然不能幸免，也被贴了大字报。当时，石屏迎来了第一个小孩，由于小孩患黄疸，石屏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小孩不停地走，才能哄着让他入睡，石屏非常疲惫。在“下楼”过程中，石屏经常会打瞌睡，引起“群众”不满。他们质问石屏说：“你是什么态度，还打瞌睡？！站起来讲。”石屏只得站着进行自我检查。
由于干部思想混乱，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生产，使很多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哪知这仅仅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兆，不久，更加猛烈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
1966年6月17日，洪都大门口贴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厂党委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开了工厂十年动乱的帷幕。围绕第一张大字报，在对待厂党委的态度上，职工中产生了两种不同观点，就是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派”。很快厂里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而工厂原来的各级组织遭到冲击，生产秩序完全乱了套，工厂受到严重的破坏，完全不能正常工作了。石屏起初是“保皇派”，后来什么派也不参加了，做了“逍遥派”的他，已经无事可干了。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1969年初，“革命”终于革到石屏头上。不知是担任组长还是当了党支部委员的原因，他也成了黑班子成员，不仅抄了家，还要下放到车间劳动。这年5月，又将他下放农村，名义上是“支工”，实际上是扫地出门。无奈的石屏拖家带口来到下放点——高安县农机厂。
说是一个制造厂，实际上只是一个修理厂，几幢老旧昏暗的厂房，报废产品随处可见。石屏看到这一切，脑子里一片混乱与迷茫。这是石屏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离开航空事业，自己的事业还只是刚刚起步，正值年富力强、奋发图进的时候，却突然被抛到了这边远的地方，从小就追求的蓝天梦一下子破灭了，他的心绪冷落到了冰点……
可是，工厂革委会主任对石屏却非常热情，见面就叫他老石，并安排石屏当了一名钳工，石屏的爱人当了车工。这让石屏很意外，他没想到在这里没有受到歧视。不久，工厂准备研制一款转子发动机，派人到杭州参观学习，革委会主任让石屏与一名工人前往。石屏不愿去，因为他认为自己不熟悉拖拉机的发动机，对转子发动机这种新东西更加不懂。另外，原先是搞在空中飞得那么快的喷气式飞机，现在却要搞地上跑得那么慢的拖拉机，这个心理落差让石屏难以接受。
革委会主任讲：“我们县技术员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党员，我不找你找谁？你不懂，总比我要强。”主任的这句话，似一把重锤敲得石屏心里咯噔一下。这几年听到的都是些虚浮的口号和盛气凌人的腔调，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朴实而有分量的话了，也很久没有人在意过党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的身份是相当尴尬的。
就因为这句话，石屏接受了这个任务。通过石屏与工人的共同努力，不久，图样便有了。事实上，当时石屏还没有完全搞懂技术关键，然而，没过多久，工人便照着图样竟然做出缸体和活塞来了，装上汽车还真运行了。这让石屏很意外，也很吃惊，他感叹工人中有能人啊！但后来，因为转子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很难解决，所以没有继续下去。
但是，这件事情却让石屏在高安县农机厂当了一把名人。没过多久，革委会就任命石屏为工厂“抓促组”（抓革命促生产）的组长，统管全厂的生产技术。
不久，工厂开始试制“丰收”45型拖拉机。当时，南昌柴油机厂有两名设计员也下放到了高安农机厂，还有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也下放到这里劳动。由于缺乏条件，既没有材料，也不会制造齿轮，于是，由他们3个人到上海将“丰收”45型拖拉机的全套图样拿来，并协作制造全部的齿轮。工厂只生产拖拉机的底盘。
清华大学的学生通过熟人从上海引进滚齿机，这时，高安县农机厂改名为宜春拖拉机厂，石屏负责“丰收”45型拖拉机的试制项目。这型拖拉机研制难度很大，当时，江西拖拉机厂只是生产“丰收”35型，而宜春拖拉机厂却大胆提出了这个项目，事实上，它主要是依靠协作。由于这型拖拉机准备用于当年的五一献礼，所以进度要求很高，加上石屏同时兼顾了齿轮外协全部调回工厂的任务，以及底盘生产和方向机的设计工作。这对石屏来说，工作强度特别大。
经过半年的努力，“丰收”45开始总装。此前，石屏设计了方向机，画了图样，但工人看不懂这个图样，把方向机的方向给做反了。由于时间很紧，有人说：“没事，注意点就行了！”石屏坚决反对，他说这容易出事故。于是，他只好日夜抓紧返工。五一那天，拖拉机还真“突突”地开到专区报喜了。
拖拉机成功了，石屏却累倒了，他遭遇了他的第一次肺炎。当时，他高烧不退，还伴有咳血症状。工厂的医生用大剂量青霉素给他退烧，结果，石屏大汗淋漓，被子都湿了，后来甚至虚脱了。
革委会副主任赶紧将他送到县医院。当时，一位早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医生接诊了石屏，当得知用过青霉素时，他很不客气地质问那位工厂医生，说：“他这种情况，怎么能急着用青霉素退烧呢？”
王医生马上给石屏检查，并配药，那天晚上，王医生整晚没睡，陪在石屏身边，观察他的血压，不让它降下来。经过精心护理，石屏才慢慢好起来。
工厂医生心里很不服气，过了两天，他对石屏说要找王医生争论，他说王医生成分不好，没资格说他。石屏赶紧调解，他说：“你（工厂医生）也是为了我好，想给我止烧，就算虚脱我也感激你；王医生也是出于责任心，也是为了我好，我也感激他。你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么多年了，石屏一直记得这名“成分不好”的医生。
在高安，石屏一待就是3年。这期间，他和工厂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大家都非常敬重他。家里的生活也安定下来，爱人和孩子也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厂里给石屏配了两个大房间，妻子后来也转入技术组，孩子还小，在这里既可以带孩子又不影响工作。石屏的工资是从洪都带来的，比厂长还高一大截。这里吃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比南昌市还好。但这相对安定、舒适的生活，还是解不了石屏想搞航空、搞飞机设计的心结，他始终渴望着回到自己的飞机设计岗位上。
1971年，三机部在湖南大庸（现张家界）搞了一个013基地，洪都有一位干部叫贺志勇，调到了这个基地。出于工作需要，他到高安告诉石屏说那里需要人，准备调石屏过去，而且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宜春专区负责政工的王实先（王实先原来是洪都的厂长）。石屏便去找王实先，要求开调令。王实先将这件事布置给下面的办事员，办事员说，这件事似乎应该通知高安县。王实先严肃地说：“程世清（时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这样做是不对的，把搞航空的，有经验的专业人才下放到农机厂，他们迟早是要归队的。不能经过县里，县里肯定不会放人的，直接开调令到013基地！”说这样的话，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