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鸣皋回忆道：
“我在这个剧中只是个跑龙套的。有一天，我们到黄石岗演出，由于感情投入，大家演着演着都哭了，戏没法演下去了，我就站在台上领着喊抗日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台下的群众流着泪也跟着喊，真是群情激愤啊。回家的路上，我抢着扛道具，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那时候也不知哪来的劲儿，好像不知道累似的。”
这就是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力量，并由此迸发出不可遏制的政治热情。
然而，侵略者是骄狂的，兽性的野心愈来愈大。它们无视中国人民拼死抗争的决心，无视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力量。
一夜豪雨。
1937年7月7日那天，北平西面的宛平城，在阴雨中迎来了黎明，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历史的沉重。
枪声，穿透雨幕的枪声！
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开始了。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我不知道，在“七七事变”那天，武汉有没有下雨。
我知道，消息传来，颜鸣皋流泪了，流着泪他仰天怒吼。
全中国都在流泪！
黄河和长江一起在怒吼！
那些天里，各个学校都无心上课了。
颜鸣皋心情沉重地来到东湖边，久久地望着湖水发愣。
湖水悠悠，载不动一腔的仇！湖水茫茫，盛不完满腹的恨……
公德里，房东家的姑娘
颜鸣皋的高中学习阶段，正是全民族觉醒、要求抗日的时期。说实在话，他不是职业革命者，也不是学运领导人，他和全中国的青年学子一样，置身在潮流中，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但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啃书本。他始终认为：学好知识，增强本领，才能救中国。
前面说过，他们家当时住在汉口的法租界附近。这是父亲颜余庆为了方便，在离他的工作单位大智门车站不远的地方租住的，地点在公德里。
在武汉的老里份中，建成最早、里份间联系最为紧密而又特点鲜明的当属三得里、公德里、宏伟里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里份板块”。三得里、公德里、宏伟里板块地处汉口中山大道与车站路交叉路口的拐角处。三得里巷道出去就是公德里，公德里由五条巷道组成，东口通三得里，西口出车站路。主巷长60米，宽3．5米，门牌1~12号。1902年公德里地界成为法租界扩展区，清末民初时，此地曾建有法文学校，当时还是一片荒地，20年代公德里建里成巷，以法国领事勒公德的名字命名为公德里。公德里的房屋结构明显好于三得里，已是“石库门”型制。
公德里这座房子的主人叫倪赓才，经营着一家颜料店。
颜余庆来租房时，倪赓才很痛快地答应了，他说：
“咱们这是有缘，你们家姓颜，我做的是颜料买卖。”
倪赓才说的没错，这两家确实有缘。他们家是一座四层楼房，他把顶上一层的三间房子全部腾给了颜家。
倪家有个姑娘叫倪莹，乳名兰英，小颜鸣皋四岁。
颜鸣皋从北平回来的那天，倪、颜两家都很高兴，坐着一起边喝茶边唠家常。
父亲颜余庆说：
“回来好，回来好，兵荒马乱，在外面也不放心。”
倪赓才也笑呵呵地讲：
“鸣皋这次出去是见了大世面啦，从皇城根下出来的人必定有大出息。”
颜鸣皋和家人讲着北平和沿途的见闻。
“鸣皋哥，你去过皇宫里的金銮殿吗？”这时，一个女孩细声细气地问。
颜鸣皋这才看到倪家的大女儿倪莹，抬眼望去，才一年多时间没见，她竟出脱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粉里透红的脸庞上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像是会说话。他站起身来想和从前那样与她拉拉手，可不知为什么却没伸出来，只是说：
“倪莹，你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
倪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绕着辫梢，看了看他说：
“你也变了，个子长高了，走到街上我也认不出来了。”
颜鸣皋当时的身高有一米七五，只是后来他历经磨难，在70多岁高龄时又碎了髋骨臼，再加上他一直瘦弱，才显得矮小一些。
当时颜鸣皋感到不自在，他的不自在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夸赞，二是倪莹坐在身边。他觉得自己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血液直往脸上冲，眼睛也忍不住往倪莹身上瞟。他发现倪莹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一对视，又马上都躲开。
这天晚上睡觉时，颜鸣皋觉得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在看着他。这种感觉可从来没有过。
感觉在变，一切都在变。
在以后的日子里，颜鸣皋放学回到家，虽说依然是捧着书本苦读，但是只要没看见倪莹的身影或听到她的声音，心里总是空落落的，精神有点不集中。
一天，两家人又坐到了一起，倪赓才为颜余庆斟满茶，笑说：
“余庆，我高攀了，咱们是否能成为儿女亲家。”
颜余庆听后非常高兴，说道：
“好啊。赓才，你不能这样说，鸣皋能娶上倪莹这样的媳妇，是他的福气。”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个人同时端起茶杯碰了一下，同时又扭头看了看颜鸣皋和倪莹他们俩，舒心地放声大笑。
颜鸣皋只顾和倪莹讲话，对两位老人的笑声有点茫然。
倪莹却很敏感，在两位老人的笑声中跑进了房间，这天晚上再也没有出来。
颜鸣皋心中有点明白了。
从那以后，两个人见面没从前多了，见了面也不自然了，但只需悄悄的一个眼神就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两颗年轻的心已经紧紧连在一起……
宜昌，赶上最后一班客轮
岁月在不紧不慢地往前踱着步，可时局却一天比一天急剧地恶化。
1938年还是准时准点地来到了。
从年初开始，武汉就不平静了，一些大工厂开始往外迁移。
颜鸣皋还是每天准时去上学，认真准备着高考。他和大多数武汉市民一样，坚信武汉是不会丢的，不会让日本鬼子来染指的。
这年6月12日的中午，雷雨暴烈，天昏地暗，日寇侵占了古城安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武汉大会战”，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投入兵力最多、战场地域最广、作战时间最长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中、日双方在皖、赣、豫、鄂四省，摆开千里战场，百余万兵力，凡大小战斗数百次，死伤数十万。
“誓死保卫大武汉！”
大街小巷响彻着这激动人心的口号。
前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人们隔三差五地召开盛大集会，为浴血奋战的将士庆功。
颜鸣皋天天晚饭后，都要捧着报纸给颜、倪两家人读报上登载的重要新闻。
听过之后，两家的男主人总要发一番议论。
颜余庆说：
“这回小日本是输定了。它才多大，它才多少人？我就不信咱打不赢它。它一个小小的岛国和咱中国打，那不是自找挨揍吗？”
“是啊，是啊，光咱湖北、河南两省的地就比它小日本大，人口加起来也比它多。咱全中国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他们淹死了。”倪赓才兴奋地双手比画着，大声大气地说。
颜鸣皋听着大人的谈论，心中也十分坚信，日本鬼子想攻进武汉，比登天还要难。
是啊，那时候全武汉的市民都知道，“武汉会战”取得了“空前大胜利”，谁也没想到，谁也不会想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
然而，到了七八月份，日本鬼子的飞机就经常光临武汉三镇了，轰炸城中的重要设施和来往长江上的船只。人们在躲避轰炸的时候，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该往内地疏散、向大后方转移了。
在这非常时期，学校已经提前放假。
颜鸣皋回到家中为高考认真地准备功课。他报的第一志愿是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机械系，另外他又报考了成都私立华西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是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她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建立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校名先后多次变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8月，曾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他就任后，即提出了中大“安定、充实、发展”的重建方略，稳定教学秩序，广聘教师，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扩充设备，使中大稳步发展。他所提出的“诚、朴、雄、伟”的学风，逐渐成为中大人的共识而蔚然成风。1934年中大设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和农科研究所农艺部。1935年重建医学院（学制6年），同时创办附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经过调整扩充，中大成为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等7个学院，下设34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经济学家马寅初、美术家徐悲鸿、农学家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学家袁翰青、医学家蔡翘等先后受聘于中大，并成为系、院中坚。因原有校舍基地无发展余地，罗家伦提议在南京市郊选址建设新校区。1935年11月，由内政部出面在南京市郊石子岗征得8000亩土地，国民政府拨款250万元，于1936年11月破土动工。新校区南眺紫金山，北望牛首山，东南邻近方山，秦淮河支流穿中而过，浩荡长江登高可见，三山环抱两水相间，实在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万人大学新址。然而，“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面临沦陷厄运，中大重建计划中途夭折。1937年11月，举校西迁到重庆。
颜鸣皋考大学盯的就是这所高等学府。可是，8月中旬，他接到的却是成都私立华西大学农业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去还是不去？他有点儿犹豫。
父亲颜余庆坚定地对儿子说：
“要去，现在考上一所大学不容易，不管它是国立和私立的，能上大学就去。”
“孩子，走吧。这个时候能走就走，你到外面上大学比在武汉我们还放心。”准岳父倪赓才在一旁也劝道。
两位老人似乎都已经明白，武汉已是凶多吉少，只是不说出口罢了。
他们虽然不了解内情，但作为江汉调度室主任的颜余庆，已经多次目睹撤退疏散难民列车的惨状。
有一天，一列火车进站之后，因为前面的路被炸断，被滞留在车站开不出去，但人们却在车厢里背对背、脸对脸的整整站了两天两夜，他们怕下了车再也挤不上来，别说吃饭喝水，就连上厕所都不可能。真的憋急了，不管男女老少，只能晃着身子脸色煞白地往下蹲。正是夏末初秋季节，武汉依然热浪滚滚，无法想象挤在车厢里的乡亲们是怎样忍受的。终于盼来了前方路通的消息，火车终于“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地开出去了。
颜余庆目送着往前艰难爬行的黑色怪兽，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旅客列车已经不能称其为旅客列车了，它的周身仿佛长满了疙疙瘩瘩的“彩色蘑菇”，因为太挤，人们把行李箱子、筐子、包袱吊在了外面，有的人家还把年幼的孩子装在箩筐里，挂在车窗外，晃晃荡荡、非常危险地逃离了武汉。
虽然颜余庆就在列车段调度室工作，但他却不能为儿子搞到一张车票。
列车太少了。
走陆路太远，也太危险了。
“唉……”颜余庆无奈而又忧心忡忡地长叹。
在两家人为颜鸣皋准备行囊的时候，倪赓才心事重重地找到颜余庆，问道：
“余庆，鸣皋怎么走？”
颜余庆回答：
“让他走水路。”
“走水路好，走水路入川近便。”倪赓才点点头。
“民生公司的客轮在汉口已很难买到票了，让他先到宜昌，在那里上船。”颜余庆又说。
“行。可是……”倪赓才话说半截又咽下，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
颜余庆看了看倪赓才，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又说道：
“鸣皋走之前，咱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把两个孩子的事也定了。”
倪赓才点头说：
“好啊，好啊，我和倪莹她妈也想这样。在这个时期，咱们就简单点。”
颜鸣皋离开武汉前的那天晚上，两家人在一个西餐馆里聚会，既是为他送行，也是为他和倪莹订婚。
这顿饭吃得似乎有点沉默，两家老人和兄弟姐妹都没有过多地说话。
颜鸣皋看出倪莹眼睛里泪珠闪闪，他的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揪了一下……
在就要离开武汉之际，颜鸣皋的心中突然升起一种难舍难分的怅惘之情。
颜鸣皋多么想让两家人和他一起离开武汉啊。
可是，颜鸣皋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父亲是端公家饭碗的，特别是在这非常时期，作为调度室主任，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有多少人员、物资，需要经过他调配往大后方撤退。另外，父亲还抱着一丝幻想，总觉得武汉还能保得住。母亲是要和父亲在一起的。好在大哥、二哥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外地；大姐、二姐也已出嫁。岳父倪赓才家也无法走，他的铺面和房产都在武汉，舍不得丢掉，并且倪赓才和父亲颜余庆存有同样的期盼，盼着政府军能顶住，不让日本鬼子进武汉。
颜鸣皋提着行李来到宜昌后，并没有能够马上乘船走。
因为随着战事愈来愈紧张，船是越来越少，旅客却越来越多，能够挤上船去非常非常困难。
三天过去了，颜鸣皋还是未能搭上船。他非常地焦虑，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每天早早地来到码头去等，直到晚上得到今天客轮已满还是上不去的确切消息，才垂头丧气地回到旅馆。
这天，颜鸣皋正和一位同伴在码头旁徘徊。看到一群人正围着看一张布告，他们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立中央大学发的榜。他抬眼一看，上面似乎有他的名字。他又往前面挤了挤，真真切切地看到，他被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录取了，是当时他所在中学唯一的一个。
颜鸣皋异常兴奋，扯着那位同伴就挤出了人堆，高兴地说：
“我考上国立中央大学了。”
同伴问他：
“你是到成都，还是去重庆啊？”
“当然是去重庆了。”
“你家里还不知道你考上中大，你还不托人往回捎个信。”
一句话提醒了颜鸣皋，他匆忙写了个便条，在宜昌逢人便问“回不回武汉”。
信，终于捎回去了。
颜鸣皋也终于登上了入川的客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