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学习
（1944—1947）
后来工厂要选派人到美国去接受培训，学习发动机的制造。
这是利用当时美国的一个《租借法案》（注9），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的向与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法规。按照这个《租借法案》，美国为我们培训一些人，包括空军飞行员和航空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
我自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平平、能力低下，能够做一点实际工作就很不错了，根本没有想到能派我出国学习。但名单一公布，没有想到榜上有名，选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
1944年夏天确定的名单，进行了一些准备，10月份出发到美国。
那个路可不好走啊！我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到了美军驻扎的机场、兵营———新津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不用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就是从那里起飞的。住了几天，由成都飞到昆明，第二天再飞过喜马拉雅山，乘坐的是装两台活塞发动机的C－47飞机，飞的就是那个“驼峰航线”。
1943年，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建设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突破日本的封锁，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这个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过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那时的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高度比较低的峡谷中穿行，所以飞行路线起起伏伏，就像贴在骆驼峰上面飞行一样，“驼峰航线”就是由此得名的。那个航线非常危险，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强烈的气流变化，假如真遇到意外，飞机是不可能找到用来迫降的平地，即使飞行员跳伞，落下去也是山地丛林，荒无人烟，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个时候，美国的飞行员摔死了不少，后来美国还派代表团回来找牺牲的飞行员遗骸，就是在那个山里面。
飞机飞了两个半小时，那时的飞机没有空调，不是密封舱，要戴氧气罩。虽然条件很差，而且充满危险，不过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白雪皑皑，冰清玉洁，非常壮观。
就这样飞过去，到了现在的巴基斯坦，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叫多米多玛，也是美军的一个基地。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又坐小火车到印度的加尔格达，再到孟买。孟买是一个港口，还是住在美军机场，住了差不多两个晚上。接着就坐美军的运输舰，一两万吨级的。
我们去美国，穿的是军装，我是少尉、一道杠，是国民党的军官。吃饭时就跟美国大兵在一块。运输舰离开海港的时候很威武，左、右两边各有一艘巡洋舰护卫。因为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南太平洋，每天美国兵还要演习，怕出事情。走了四五天以后，才撤除护卫。这条路是空前绝后的，以后不会再有人这样走了。
在去美国的途中，美国大兵常常跟我们做恶作剧。在舰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救生衣，救生衣上有个带子，他们经常会趁我们不注意把带子系在床头的扶手上。该吃饭了，我们一站起来，带子就拽住我们，那些美国兵在旁边哈哈大笑，就这样捉弄我们。当时，我们英语口语不是很好，向他们借个火，他们就挖苦我们：“你们讲的是什么话呀？借什么火啊？”这些当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我感到很受歧视，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尊心接受不了。
过了赤道，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舰在港口停了一下，但人不能上岸。然后这艘舰返回来，又过了一次赤道，再过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就到了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圣地亚哥军港。下了船，国民党驻华盛顿的军官来把我们接过去，坐火车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等待工厂的人来接我们。
我去的第一个工厂是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市，这是一个生产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工厂。我们学习的是小型教练机、运输机用的发动机，六个汽缸，不到300马力，而且汽缸还是并排式的。我们中国买的是他们的专利。当时国民党考虑，就是要选具有大学水平、能力强一点儿的人，学起来比较快。准备学美国的制造技术，买他们的机器、工艺规程、资料，买他们的锻件、铸件，回来以后建个厂，生产发动机。
具体做法和后来苏联援助我们时的做法很相似。第一阶段是买散件，回来自己装配、测试；第二阶段是买他们的锻件、毛坯，自己加工零件，再装配成整机；第三阶段就全部是自己制造了。我在大定厂，经历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工作。
派到美国去的人，有的学习搞汽缸，有的学习搞活塞、曲轴、连杆、各种附件等。把我派去在设计科，因为我在原来工厂里就是搞设计的。设计科做什么呢？试验工程师，英文为ExperimentalEngineer。这个厂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零部件制图到整台发动机设计性能计算，从部件试验到整机试车。我们在这里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学习了大半年，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
学习六个月后，领队提出，还有一个专业没有人学，要我去学。我表示学这个试验就可以了，再学别的恐怕难以胜任。但领队说：“不行，这是需要，要服从组织。”学什么呢？齿轮。那时齿轮技术还是比较新的，不像现在都无所谓了，那时对齿轮的研究还有新的理论呢！在这个厂，我经过学习掌握了全部齿轮加工技术。搞了一年多一点，白天实习，晚上还要听课，还要考试。
学习结束，我们毕业了，给了每个人一个文凭。
当时派去学习的有25个人，大定厂的有20个人，还掺进了一些人，是靠关系去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了解情况。这些人，后来回国的不到一半。
注释
9．《租借法案》：又译《租借法》，全称为《增强美国防御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与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法规。美国根据该法规，在战争期间提供了总价值485亿美元的援助。1941年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从此，《租借法案》正式适用于中国。
第一次看到了喷气发动机的生产
（1946）
通过美国朋友介绍，1946年我加入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成为该学会会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听金希武老师介绍过，在美国有一份技术刊物SAE。我从这份刊物上了解到喷气技术的发展情况，这给我以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那里，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国对于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强。在欧洲战场打下一架德国的飞机，获取了德国的一项技术以后，马上就派人去把它搞回来。据报道，钱学森在美国就做过这种事，被派到欧洲去搞技术，回来以后就分析，然后就搞出来更新的东西。
后来我又去了两家工厂，学习齿轮加工的刀具技术、剃齿、研磨齿等，现在这些技术早就过时不用了。后来到普·惠公司，我还继续找齿轮的技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送一点小礼物给美国人，从普·惠也搞了一些齿轮加工方面的规范资料。这些资料后来都给了长春一汽的总工程师，我的一位同学，他比我高两届，叫孟少农（注10）。我后来从北京到冀中解放区的时候，我们还住在一起。1949年，北京解放，我们又一同从石家庄进北京。他是我入党介绍人之一。
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站是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的内容是一种轻型发动机。那个时期，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用了很多他们的发动机，他们每年生产上万台发动机，大、小都有。那时GE公司还是很小的，当时主要生产发动机的还有一个莱特工厂。
在那里看到的除活塞式发动机，还有喷气发动机，当时研制航空涡轮发动机在美国尚属起步阶段，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那时美国搞的发动机和苏联以后给我们的ВК－1是一样的，这些发动机技术都是从英国、德国搞来的。在车间里，我见到喷气发动机离心压气机叶轮和涡轮部件，就想知道他们在加工什么玩意儿？后来才知道是喷气发动机———燃气涡轮喷气发动机。
除了在工厂里学习，我还注意翻翻杂志、看看书，这样搞了半年多，自己对喷气发动机有了一点了解。
注释
10·孟少农：高中毕业后，孟少农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1941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46年5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先后任机械系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9月，奉命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他为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11月，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