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南直接押送批斗会
1966年5月，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在陈智慧大夫那里治疗眼疾。陈大夫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大夫，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看了我的眼睛后，说我的眼睛有三个问题：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剥落。先为我作了白内障手术，但其他问题还需要继续手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我要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才可以接受下一个手术。这样我就在济南住了下来。
到6月，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在济南也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技术干部，不会对自己有太大的冲击。
9月，所里来了一个副政委，带着一个警卫员。他对我讲，所里要搞教育活动、组织学习，需要我回去一段时间。对医院讲，这是我们的专家，需要回去一下，医院就同意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什么，就随他们回沈阳。在走到天津转车的时候，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车站转车的那个晚上，我提出要去理发，政委同意，安排警卫员和我一起去。到了理发馆以后，我对警卫员说，
你有事可以走了，但他不走，就坐在旁边。我看出来了，他是在监视我，怕我跑了。
早上到达沈阳，与过去不同，没有车来接，而是来了两位造反派，戴着红袖套，是坐公共汽车回到所里。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批斗会场，押到了台上，旁边是两个陪斗的，是副总设计师，一位是陈及恒，一位是袁美芳，他们是夫妻，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后来他们调到624所，分别担任过624所的所长和总工程师。
关进“牛棚”九个月
中间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搞武斗。1967年8月14日，410厂“棒子队”冲击606所，打死过人。到1968年，武斗已经结束了，一派胜了，一派败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么从美国回来，怎么治眼睛什么的。开始，是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晚上开着灯，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他们呵斥说：“什么睡不着，睡！”于是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据说在与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发现了一颗大钉子，说是要用来自杀的。
我的“罪名”是两方面，白天“搞”我，说我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说我是“特务”。开始时重点是“走资派”的问题，后来就把“特务”问题当成重点了。他们这个组是分班的，“搞”我“特务”问题时一连整了三天三夜，他们一班人“搞”六个小时，接着是下一班人，我却是连轴转，这个做法号称是“车轮战术”。他们这些人有分工，谁“搞”什么问题，分得很清楚。就那么三天三夜没有让我睡觉，一会儿要我跪下，一会儿要我低头。到后来，我一低头，看地板都是旋转的。最后，我说了：“我要睡觉！”他们说，要我交代了问题才能睡觉。我抗议道：“我的问题，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现在我就是要睡觉，否则我什么问题也无法交代。”这样他们才放过我。但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时候落下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学生吃的米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都是发霉的糙米，加上学习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胃溃疡。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每天两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牛棚”，胃又出血了。
好人总是有的。在我被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星期买一斤，这样有一两个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棚”里关了我九个月，主要“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我交代，我这个眼睛里有照相机，是搞特务活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就给他们讲，我这个眼睛的病是怎么回事儿，我一遍遍地对他们讲：“如果就用照相机来打个比方，那么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就像是相机里胶片掉下来了，白内障就是镜头前面不干净，玻璃体浑浊是相机里有烟雾、杂质，这就没有办法拍照，也就是眼睛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回来。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去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410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费。
参加劳动改造的体会
后来，造反派“搞”得没有兴趣了，就派我去劳动，打扫厕所。我记得，冬天厕所里到处结冰，用镐刨的时候，粪便结成的冰碴溅到脸上，但我还是认真地打扫，把厕所搞得干干净净。
再往后，我就可以和技术人员一起做一些技术工作了。
我们去0307基地进行压气机试验，是很艰苦的。由于做试验用电量很大，所以只能在夜间，在用电高峰过去以后，大约在11时以后进行。在需要做试验的时候，晚上我们把试验件装在一辆卡车上，人员乘另一辆卡车，跑20千米到基地，做好准备，等到11时以后才开始做试验。做完了，大概到夜里两三点钟，再乘卡车回所里。东北的冬天，夜里是很冷的，坐在敞篷卡车里，寒风刺骨。那个滋味、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灾难，
但它是难以避免的
1972年，北京召开航空汇报会，所里安排我参加。从那个时候起，我逐步恢复了工作。1972年，恢复我606所技术副所长的工作，同时任命我担任410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总工程师。1976年，我被三结合，担任了606所的革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有人问我，对“文化大革命”，你有没有抱怨呢？我想想，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我关进“牛棚”，我是带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进去的，他们把毛主席像没收了，说毛主席著作可以学，毛主席像不能留。我把《毛泽东选集》扉页的毛主席像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我就看着毛主席的像，我想，毛主席一定能够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我相信毛主席。后来中央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错误就是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里犯起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的破坏是相当大的。我恢复自由以后，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在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想，毛主席能够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带有规律性的，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水平太低———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太低了。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后人又没有走成功的一条路。我们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认识，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总结前面的经验做出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就想，比起关在“牛棚”的时候，这点坎坷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