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传统学习与向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学习并不矛盾。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是有许多过时落后的东西。对待传统文化就象对待一个有尘垢的古董店，不仅在于仓库里面有什么，而且在于“找宝人”的眼光。要善于透过尘垢发掘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曾经培育出经商高手，在对经商之道的启示方面，东方文化也曾显示出超强的智慧。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根本就不适宜产生现代企业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不但历史上中国就有十分精明的商人，今天的中国人中也不乏成功的企业家。动不动就把落后的原因归于文化不如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其中尤为有争议的是，中国内陆的农耕文明能不能具有像西方海洋文明一样的创新精神。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寻找一下我们文化的源头就一切迎刃而解。《四书》之首，《大学》记载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浩》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见，中国尊崇创新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远古时代，说中华文明缺乏创新精神的文化因子是毫无道理的。特别在今天，华人文化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更说明了这一问题。
改革开放才20年，在摸着石头过河之中，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奇迹，涌现了一批企业家。就是与我们同时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得以腾飞，也是从中国文化中得到启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文化资源，它能哺育一流商人。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希霍芬留下一句真理性的名言：有两个最聪明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人。举个例子，芯片是这个时代最摄人魂魄的一种产品。有人说芯片生产线就像印钞生产线一样，源源滚出的不是芯片，而是钞票。一百美元的原材料，从生产线一头进去，当它从生产线的另一头出来时，它的价值就变成十万美元了。制造芯片生产设备的最大公司是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芯片设备占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一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超过一百亿美元。在这家公司二万名员工中，博士占百分之五，有一千人。而在这一千人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五百名是华人。如果说美国人控制了芯片生产的命脉，应用材料公司控制了美国这个行业的命脉，那么就可以说华人控制了这个公司的命脉。华人的智慧和经商才能由此可见一斑。台湾有一个芯片企业叫“台积电”，是仅次于美国英特尔的世界第二大芯片制造企业。而这个企业就是华人回台湾创办，才使之发展起来的。不仅在高科技方面，在其他方面，华人的能力也是超强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是世界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群体。现在5000多万海外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对待传统文化是非常崇敬的。他们经商之道是重伦理、讲道德，遵从“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的古训，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准则。他们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今天在谈到中国能否弘扬起现代企业家精神时，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国人能否守得住诚信这个关口。“合理谋利”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国人“谋利”没问题，“合理”能不能做得到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甚至失信于世人，那么中国要发展和富强起来恐怕就遥遥无期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应该是最不成问题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原则。否则以“义”著称的关公就不会被奉为财神了。我国古代的哲人早就告诫人们怎样靠诚信经商，自古以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典型历代典籍中不乏其例。《诚意伯文集》中记载了一例假酒事件，就深刻地揭示了在商场上，失信的代价远高于守信的成本。相反，做生意注重信誉往往会在顾客中树立起“信得过”的牌子而带来厚利，这也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如：历史悠久的北京“天福号”酱肘子，瑞蚨祥的绸缎，天津狗不理包子，景德镇的陶瓷，这些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老字号，实际上深藏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关于诚信，还可以举“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例。大家知道，胡雪岩是徽商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官商的代表人物，他在官场中投机取巧而从中牟利颇有一套，然而当他面对市场时，他却把诚信作为自己立足的命根子。在胡庆余堂的有关记载中就有“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的警句，以唤起药工们的惊惧意识。把佛教因果轮回、祸福报应的教义运用到经营准则上，其警戒作用不可小觑。
可见“诚信戒欺”不仅是历史上士大夫做人的准则，也同样是商人经商的准则。当今商场上出现的那些不讲诚信的情况，并不是传统的中华文化造成的优良精神品质失落，而恰恰是放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盲目追求西方文化中的皮毛，搞表面上的全盘西化，导致了今天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失落。所以，今天惟有重新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够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再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企业家。
（三）新时代的企业家伦理：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社会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应该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企业家精神，从而打造出新时代的企业家伦理。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弘扬。
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优秀的族类，有她独特的生物、生理、心理和思想的特质，有她独特的文化特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应该说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相联系的。首先是那种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那种被本民族几千年来所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家倡导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态；那种“家”、“国”一体的观念；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那种为民族大义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气度。因此，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具备历史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精神中的优秀因子，从而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崭新时代伦理，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今天，中华民族精神的圣火应由企业家来承接，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灵魂，历史上一直在文臣武将、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承，而没有成为企业家们前进的火炬。如前所述，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一直把中华精神文化的传承主体定位在“仕”这个群体上，中国精神文化贴上了“仕”的标签，中国精神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国精神文化也由“仕”来向大众传输。商人或企业家并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传承载体，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事实。这当然与我们经历了较长的封建社会有关，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大量的企业家和商人这样一个群体有关。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空前增强，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我们要锻造自己本民族的企业力量，我们要承继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光靠“仕”（官员）而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无比重要的阶层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确实应该由企业家来承继中华文化的接力棒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将企业家纳入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显著标志。我们可以断言，当今时代，企业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承载主体，企业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的企业要想立足于世界企业之林，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企业家身上。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企业家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先进文化，这是振兴民族工业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然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充分条件来赢得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呢？笔者认为，社会基本体制和社会主流文化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文化孕育的社会体制，也不存在没有体制支撑的社会文化。如果说以社会先进文化形式出现的社会主流精神是成长于体制和文化土壤上的参天大树，那么为了培育这个参天大树，当我们选定传统文化的因子为种子时，关键之点就是要确保体制和文化土壤的供给了。当有了这样丰富厚实的土壤时；当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主流精神而成长为参天大树时；那么由这种精神孕育出来的“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新伦理必将结出历史的丰硕成果。
三、结束语
从20世纪初伟大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又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经历了多少曲折、困苦、艰辛和灾难的考验。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不朽的民族，始终不屈不挠地向着历史辉煌的目标迈进。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实现，而与此相伴随着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精神也将确定，并丰富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宝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注 释
[1]. 此文原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原著，李明哲、刘艺主编． 史记［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2
［2］王思义，王景文．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家管理的民族特色［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杜， 2000．
［3］张正明． 晋商与经营文化［M］．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88．
［4］张明文． 四书全译［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杜， 1988．
［5］刘基． 诚意伯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