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领我的人生轨迹
屠征星
出生在哈尔滨飞机厂
我的出生地是黑龙江，这个终生伴随着我的地方，在我孩童时代却没有什么印象。我的父亲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当时的国家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所属的122厂。1956年3月在122厂平房区的职工医院里我出生了，我母亲金娥后来告诉我，我出生的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北方地区仍然感到颇有寒气，但春天正在悄悄来临，万物开始复苏。我母亲金娥1953年从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在当时的国家煤炭工业总局工作，1955年来到哈尔滨，加入到航空工业队伍里。我的出生给处于激情燃烧年代中的父母亲，在工作之余增添了不少乐趣，享受着浓浓的家庭温馨。
90年代，我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主管出口哈尔滨生产的运12飞机出口项目时，有机会去过几次哈尔滨，这是我离开30多年后再次亲临其境。记得当时我陪同赞比亚的将军第一次访问工厂，工厂办公大楼仍保留着当时的风姿，俄罗斯风格清晰可见。晚宴上我问在座的工厂干部，有谁在我出生之前就在工厂？环顾一周后，当时只有厂部一位姓刘的副主任说，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到了工厂。岁月流逝，初访的客人却带着30多年的故乡标记，让人感慨万千，一个出生地联起了乡情和友情，平常并不喝酒的我，在工厂同仁热情洋溢的喝彩和鼓励下，举杯饮完一杯烈酒，顿感热血沸腾，情归故里。
在工厂的历史展示厅里，我带着特殊的感情体会着父亲当时的工作，流连忘返在工厂的历史进程里。在工厂同仁的热情引导下，我专门看了我们当时在工厂住过的地方，平房区北厂272栋楼，离宿舍不远的地方是日本入侵中国时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所在地，据父亲说他们刚去的时候，工厂每年组织打老鼠，以消除可能遗留下来的鼠疫和细菌感染。几十年过去了，我曾短暂生活过的宿舍区在傍晚的霞光下，在我心中显得很神圣，带着岁月沧桑的泛黄色宿舍楼安详地拥抱我这个远方的游子。我恍惚感到，在初春的寒风中，我被父母亲抱回家，一个男孩在父母亲对蓝天的憧憬中被取名屠征星。当时苏联正在雄心勃勃地实施人造卫星工程，而父亲的期望更远大，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征服星球。虽然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曾有多次改变职业生涯的机会，但不论是依依不舍，还是阴差阳错，我始终没有离开航空工业，可能还是父亲情系蓝天基因的作用吧。事过境迁，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使征服星球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人类征服星球的愿望也不再是简单的物理跨越，不同的时代正在不断更新征服星球的含义。
我在1994年的一次运12飞机的用户座谈会上，有幸见到了时任112厂运12飞机的总设计师卢开仁，他与我谈到父亲和他们在122厂工作时的情况，并说他早在80年代就在英国见过我，当时他在英国为运12飞机取英国民用航空适航证书，我当时在英国任技术验收总代表为F7M飞机引进英国马可尼公司生产的航空电子系统。卢总说他当时就知道我，但我当时却不知道卢总是我父亲早年的同事。我从事的第一个飞机出口项目竟然是为我出生地122厂生产的运12飞机，是茫茫沧海中巧合，还是人生的迂回必然，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
童年记忆中的沈阳飞机厂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时任122厂设计科长的父亲奉命调往处于沈阳的飞机设计室，这是一次航空工业骨干设计力量历史性的集结，国家正在酝酿着航空工业战略部署，部署一场飞机设计的集团攻坚战。
因为飞机设计室依托112厂后勤支持，我对世界有记忆性的认知是从112厂开始的。我隐隐约约记得，我们家住在一栋米黄色的二层小楼里，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却很暖和。后来听父母亲讲，父亲刚去沈阳时，因住房紧张，当时的设计室副主任叶正大，著名的叶挺将军之子，让出他的一间住房。后来我们家里人都去了沈阳，一间住房不够用，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又让出了他的两间住房。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理想和使命让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同志间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让后人想起来仍然感到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温暖。这样，我们家在当时中国飞机设计的主战场沈阳开始步入新的生活环境。
北方的生活对仍然保持着南方生活习惯的家庭逐渐产生影响，家里慢慢学会了包饺子，家庭一起包饺子是一个大事，总要一些时间准备。我当时很惊奇的是大人将多余的饺子存放在双层玻璃窗户的中间，似乎专门给孩子留下不停的奢望想象。后来知道，在寒冷的冬季，放在双层玻璃窗户的食品可以保鲜很长时间，这是我最初的食品冷藏和冰箱的概念。
我还能记得的是别具风格的朝鲜咸菜，它不仅仅是带给我与平常不同的口味，更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拉咸菜的马车和衣着艳丽的朝鲜妇女头顶着菜坛。在一段时间里，我会悄悄地独自在门外的台阶上定时等候，等待叮叮铜铃伴随的马蹄声中隆隆而来的马车，或等待着身穿民族服饰头顶菜坛的朝鲜妇女。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我羡慕马的力量和英姿，同时也纳闷，人怎么能在头上顶这么重的坛子呢？
我在1958年迎来了妹妹的出生，在一个并不很冷的日子，我随父亲去医院接母亲和妹妹回家，虽然风和日丽，但脸色红润的妹妹被裹个严严实实带回了家，顿时家里吹进了一股新风，空气中时常飘扬着妹妹嘹亮的哭声，中气十足，看得出比我更有活力。父母亲给妹妹取名屠征音，寄托着父母亲征服声音，设计超声速飞机的理想。
在112厂的年代里，身体幼弱的我曾经受过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那一年，传染性麻疹合并肺炎流行，伴随着高烧，我在112厂职工医院儿科病房里接受治疗，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病房间常常充斥着哭泣声伴随担架匆匆而过的骚动，有时一觉醒来，会感到父母亲亲切的话语中隐藏丝丝忧虑，转眼间，我身边的病床已经轮换了几个病孩，但我自己慢慢感到精神状态在好转，更有吃东西的愿望，几天后，在医生同意我出院时，我才知道我是这段时间里几个从这间病房活下来的孩子之一。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很多重病的情况下更是听天由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为了不挠破皮肤，父亲用布包住我的手，避免了抓破后形成疤痕。感谢苍天保佑，可能是出生在哈尔滨飞机工厂的我命中注定要在沈阳飞机工厂得以新生。
父母亲那时很少带我出去玩，那是工作超过一切的年代。记得有一次我们家一起在沈阳北陵公园游玩，公园离工厂不远，112厂的公开厂名是“松陵机械厂”，这个平常不多的外出机会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好奇心，我不停地问这问那，而父母亲也总是耐心地解释。当我们漫步到湖边时，父亲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对面的一片厂房说，那是制造飞机的地方，我们要造飞机，你今后会慢慢知道。从此，飞机和蓝天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播下了一个好奇和幻想的种子。
成都飞机厂，我成长的摇篮。
我家在沈阳的时间并不长，我父亲于1960年奉命调往132厂任第二设计科科长，我记得我父亲先去，几个月后父亲接我们全家迁往成都，从此以后我们似乎在132厂扎下了根，我父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这里为航空工业奉献了他们全部的工作热情和精力。
我们来到132厂时，工厂还在建设中。当时的成都市区也不大，城区周围的老城墙经过岁月和战争的创伤仍旧执着地屹立在那里。一条碎石简易公路从老城通惠门神秘地通向一个名叫黄田坝的地方，这条9千米长的路在21世纪初已淹没在城市扩展后的建筑群中，原来的公路已经改名换姓。60年代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加上工厂职工的保密观念很强，那时很少有外人知道在这条并不长的公路端头，一座飞机城正在形成。刚到工厂时，父亲接我们直接到宿舍区309栋一楼的一间住房里。后来我们搬了一次家，在232栋三楼有了一套住房。
我对在成都的童年记忆往往与饥饿有关，作为重点军工企业，能够保证的就是定额供应的食品。生产工人因为属于体力劳动可以每月有30多斤粮食，技术人员每月只有23斤，还要减去两斤节约粮，更关键的是没有副食。父母亲往往让我们多吃一点，但要绝对保证每天的食品总量控制，否则难以为继。那时虽然食品短缺，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但又自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父亲经常很晚回家，有时走上三楼都要休息两次。为了增加食品每家每户都想办法，连我们孩子也投入到寻找食品的战场上。我还记得，外婆有时带着我和妹妹去摘一种名叫棉花菜的野生植物，这种放在手中感到毛绒绒的野菜与面粉混合后蒸出来的食物带着一种特有的芳香，多少年后这种美好的感觉仍然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段特殊的时间里，食品成为除工作以外最重要的生活话题，我还记得当时许多同龄孩子每天都聚集在幼儿园的食堂后门等待倒出来的煤灰，捡拾还未烧透的煤核，我在捡剩的煤灰里发现食堂丢弃的包菜头，捡回家后，父母亲把外面的硬皮削掉，做成菜又香又脆。从此，我每天定时到幼儿园守候，每天回家时灰头土脸，但收获不少。后来捡煤核的孩子发现了这个秘密，在抢煤核的同时也不放过包菜头，最后我的收获越来越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额外食品来源。
在食品最紧张的时候，工厂决定将机场的部分草地分给职工种植蔬菜等作物。星期日，父母亲带着我们去分给的一小块土地上耕种施肥，作为孩子，我感到很兴奋，大人们忙着做着并不内行的农活，孩子们忙着跑前跑后，时而学着大人的样子拔拔草。父母亲辛勤的劳动，终于获得了收获，除了收获一些红薯外，父亲用自行车分几次拉回油菜秆，在家里用一张小床板做临时打晒场，一时间家里所有的平面都布满了小小的油菜籽，不知深浅的我在地上摔了几个跟斗，还不知摔倒的原因。父亲用收获的油菜籽换回了两瓶菜油，一家人吃着平时少见的漂着油花的菜，其乐无穷。
虽然工厂的居住区与工作区紧紧相连，我在童年时代却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工作，即使是少有的几次父亲工作单位的联欢会，我随大人穿过由武装军人值守的门口，也不知工厂里在做什么。直到1965年，在槐树枝上挂满花絮的时节，我就读的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在树下集合，同学们一面分尝着香甜的槐花，等待宣布集合的目的，老师再三叮嘱要保密，不能向外人透露后，告诉同学们要去机场观看飞行表演。学生按班级列队与工厂职工一道在烈日下翘首以待“银燕”的升空，当飞机轰鸣着滑行起飞，飞越工厂上空，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才知道工厂生产的飞机首次在工厂起飞。同学们第一次看见飞机在蓝天上飞行都很兴奋，飞机和蓝天成为一段时间的焦点话题，但是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在这座充满神秘感的工厂里做什么。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多少年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加班或开会，平常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父母亲工作忙，为了节省时间，父亲在我六岁时就训练我做饭，灶台太高，父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小木凳，让我站在上面，在几点几分打开蜂窝煤炉子，计量好米，加水到什么位置。常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在家里成了做家常菜的好手。
父亲对我的学校功课不太过问，但鼓励我和妹妹读一些课外书籍，父亲为我们买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读物为我们儿时带来对科技世界的憧憬。书中“小无知”的公鸡水上游，小鸭喔喔叫的俏皮开场白开启了我学习知识的大门。后来“文革”来了，革命口号成为时尚，父亲从书店又给我们买回一套充满革命激情和内容的《十万个为什么》，在书籍贫乏的年代，这套书籍伴随着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间，给了我很多科技知识，我至今仍然珍藏这套带有特定历史痕迹的科普读物。
